回到家，晚上吃饭时，陈大米问妈妈，”娘，今天在玄都观，我听别人念这首《玄都观桃花》。我感觉这首就是一首简简单单，挺直白的一首诗啊，没有什么惊艳的感觉，为什么当时围观的人看到这首诗好像炸了锅一样，大家都七口八舌地讨论，甚至有的读书人不停摇头说刘禹锡胆子太大了？”

陈妈妈都已经习惯自己的儿子还没开始念书，却好像懂得挺多的样子了。

她对陈大米说，“有关这个刘禹锡，我知道的也是之前服侍其它贵人时，听他们有说起而已，我将我知道的慢慢说给你听吧。”。

一顿时间挺久的饭吃完后，结合之前陈大米自己对这些历史名人的认知，他对刘禹锡这个大文豪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刘禹锡，字梦得，当代诗人、大臣、文学家、哲学家，有“诗豪”之称。

白居易和元稹大体上是有文学思想但无哲学方面的专论，而刘禹锡、韩愈、柳宗元除了诗文兼擅外，又是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和哲学家，所以在中国古代思想史或中国哲学史上是很难找到白居易和元稹两个名字的。

自从而立这年从政，刘禹锡一直是天下尽知的有名人物，虽然长期被贬在外，但影响力和名声犹存，这个名声，即是他从政之名，也包括他的诗文创作之名。

如果说刘禹锡和白居易在诗名上还算旗鼓相当，那在文名和哲学上，白居易就逊色很多。李翱是唐代散文家，又是古文运动的大将，他曾说：“同时伦辈，惟柳仪曹宗元、刘宾客梦得耳。”这里李翱只提刘禹锡、柳宗元而不提白居易，肯定是有道理的。在李翱看来，只有柳宗元和刘禹锡才能与韩愈相颉颃。《旧唐书》和《新唐书》的史臣在评说刘禹锡、柳宗元时，基本上都认为二人赏识宏富，诚为一代精英和伟才。如果不是“误入歧途”，应与韩愈并驾齐驱，都是经天纬地的巨擘。在《资治通鉴》里找不到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却能够看到刘禹锡、柳宗元的名字，

唐代每个诗人的成就和地位，在后世都有一个升降起落且引发争议的过程。李白、杜甫都不能幸免，刘禹锡自然也不例外。尽管他的诗名生前极高，但到宋代明显下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跟着王叔文“误入歧途”。明代前后提倡“诗必盛唐”，刘和韩、柳、元、白这批中晚唐诗人明显吃亏。但无论怎样，抛开刘禹锡在思想、哲学方面的成就不说，单纯从诗句方面来看刘禹锡也是中唐最优秀的诗人之一，在律诗、绝句方面的成就甚至超过韩愈、白居易，这个几乎已成定论。

其中说到的“误入歧途”，就是刘禹锡和柳宗元一起投身永贞革新。

说到这个拖累刘禹锡名声的永贞革新，它的历史背景复杂，它发生在唐顺宗执政期间，旨在打击宦官势力、革除政治积弊，以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永贞革新是唐王朝在经历安史之乱后，面对政治腐败、宦官干政、朝政混乱、赋税繁重、人民负担沉重以及藩镇势力威胁中央集权等问题的背景下，唐顺宗为了改变这一局面而发动的一场政治革新运动。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废除宫市、释放宫女、贬谪贪官、收回宦官的军权、减免赋税以及削弱藩镇权力等。

在当时，王叔文对刘禹锡非常器重，“以宰相器之，引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只可惜，这场改革虽然除掉不少弊政，但却不注意团结，这场改革仅持续了100多天，最终因宦官俱文珍等人发动政变，幽禁唐顺宗，拥立太子李纯（即唐宪宗）为帝，而宣告失败。

最后王叔文被杀，刘禹锡、柳宗元皆被逐出朝廷，贬谪荒野之地。

然而，永贞革新虽然时间短暂，但它对后来的唐朝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唐宪宗时期的“元和中兴”奠定了基础。

唐代诗人大多忧国忧民、正直敢言，所以常遭流言蜚语的诬陷和贬谪放逐的经历，如张九龄、李白、杜甫、王昌龄、刘长卿等。其中，刘禹锡更是饱受政治磨难和贬谪之苦。

白居易因“越职言事”，被贬为江州司马，两年后即升为忠州刺史，过了两年又奉诏回京，起用为朝廷大臣。而刘禹锡则因为参数永贞革新，被贬往南蛮荒凉之地达23年之久，连白居易对此也深表同情地说，“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刘禹锡也曾沉痛地自叹，“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谪在三湘最远州，边鸿不到水南流”。

刘禹锡的贬谪生涯比唐代一般的诗人时间要更长，磨难要更多，清人在《论诗绝句》中论及刘禹锡时感叹道：“自比冬青最耐寒，升沉无定七朝官。”因刘禹锡一生经历过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七个王朝，而且政治上大起大落、曲折不平，故有“升沉无定七朝官”之句。这样坎坷的经历上是不多见的，恐怕也只有韩愈、柳宗元等少数名字有此痛苦经历了。

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里特说：“性格即命运。”刘禹锡一生的经历和道路，与其性格肯定是有一定关系的。

高傲自负是很多有才华之人的性格特点，刘禹锡也不例外，没办法，刘禹锡出身名宦家庭，加之早年仕进顺利、连登三科。

而相比白居易及其它诗人，倔强与不屈也是刘禹锡性格中比较突出的一点。当他一旦树立理想追求和政治信念后，就不肯轻易动摇或随意屈从于他人，很有些“威武不能屈”的味道。

刘禹锡曾写诗：“少年负志气，信道不从时。”可见，他从少年时就有政治抱负，而且不轻易赶时髦、不随波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