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士英康复的很慢，稍加活动，腹部就会痛的钻心，所以他几乎仍不能下床。阎应元说腹内之伤不比外伤，伤口被腹水浸泡，潮湿不利于伤口愈合这我也懂。我倒不是很急，就算陈士英马上好了，我也不知能做什么。我一直在盘算着如何再回扬州，其它事情我都不感兴趣。现在各地都在降清，对我也许是好事，这样扬州也许就会放松管制，托博和他的队伍也许会开赴它地。
在草庵的生活非常清静，这种偏僻之地，若不是特意，还真不会偶然路过，想必当初阎应元也是详加考查，才选定此处。阎应元不需要经常出去，出去一次买回的东西可以用上数日，他在竹林中还开辟了一块地，种着好多种蔬菜，明朝时的蔬菜品种已和民国差不太多，白菜、土豆、茄子、萝卜等等，都已经成为他们的主菜。至于粮食，玉米大豆都有了，不过还是吃米比较多，买上一袋米回来，个把月都够了。阎应元还养了一头驴，这是他外出的主要工具。
阎应元的儿子虽还是孩子，但非常矜持，不像这个年纪的孩子爱动爱闹，也许和家教有关，前些天我心不在焉，也没多加注意，他基本都是在奶奶房里，也不出声。现在阎应元的生活恢复正常，白天的时候，他时常把儿子叫来，教他念上一段书，或者研墨练习写字。看着他们父子其乐融融的场面，我在惊羡之余也隐隐内疚，是我们打乱了他们的宁静生活。
阎应元的母亲从不出房，都是其妻在照料。我小心地探问老人的状况，阎应元面色凝重，也未说出具体病情，但言下之意是神医也回天乏术，只能活一日算一日得过且过，这也许是他连官都不急着去当的原因，老人无法承受千里跋涉，若一别也许就是永别，这是他能尽的最后的孝道。
我大多时间，还是在陈士英房里，病人有时就像孩子恋母般，会有依恋症，而陈士英明显依恋的是我，我在他房里，有时就算不说话，他也会心情愉悦；我若离开太久，回来后就会发现他变的心浮气躁，整个人的状态都变差了。
我还是希望他痊愈的越快越好，所以尽可能地多陪着他，有时也聊些无关痛痒的话，我也不是傻子，怎会看不出他对我的好，但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我不能让他有什么想法，这会害了他。
在陈士英清醒可以进食之后，一种尴尬状况则不可避免，就是他的解手问题，他下床多有不便，万一扯到腹内伤口得不偿失，所以这时我只能去找阎应元。而阎应元毫不嫌弃，会提着马桶进陈士英的房间，我便远远地躲开，倒也不是嫌弃，而是男女有别这可是明朝。
这样相安无事的过了些天，我正琢磨着如何才能打探到扬州的情况，阎应元外出回来后，哭丧着脸说：“鞑子下了剃头令，所有的汉人必须剃成鞑子的发型，还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我知道该来的终于还是躲不过，紧张地问：“那先生怎想？”
阎应元有些悲愤，“汉人数千年来都是如此，若剃发，还谈何汉人？头可断，发不可剃，汉人若在我们身上绝后，我们如何面对列祖列宗？”
“只是剃发，不会改变我们身上流淌的血，先生也不必过于悲观。”
“不！气节若失，血亦会变色，千万不可小觑，鞑子这是想灭我宗族，比当年蒙古鞑子还要恶毒，汉人若屈服，将会被鞑子彻底吞并。”
“先生先不要冲动，你既已决定归隐，还是应该静观其变，再说这里如此偏僻，未必会有鞑子到来，先生留发应该也不会有事。”
阎应元犹豫了一下，摇了摇头，“那我岂不是要永远躲着不敢见天日？”
我的主意显然不可成行，阎应元还要外出购买东西，剃发令最后完全执行，他总是会暴露，而且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事，还有他的后代，他们不可能世代在这里一直作明朝人。我只是想安抚住阎应元，让他避过这个风头，我知道江阴八十一日很快就要开始，如果他躲过这八十一天，幸许就可留下性命。
阎英元没有剃发，也没有外出，但整天闷闷不乐，每天早上，我都能看到他在竹林里练剑，倾泄着心里的郁闷。我也惶惶不安，生怕哪天阎应元一冲动，提着剑撇下我们就走了。
陈士英开始有好转的迹象，他能够下床慢慢走动，也能够扶着墙壁站上一会儿，甚至坐在椅子上陪阎应元聊上一会儿天。我觉得这真是两全其美，陈士英伤愈了，还能稳住阎应元。因为就算陈士英也义愤填膺，以他现在的身体状况，什么也做不了，所以他一定会劝导阎应元沉住气。
但若事情真要发生，又岂是人可算计的？我们不外出，不知道外面的情况，可以假装什么也没发生。但别人要来，我们又如何能控制得了？
马魁又回来了。
马魁说陈彰武的人还在嘉定附近，而且嘉定也在推行剃头令，当地的汉人都在抵制，他们想利用民众的情绪发动起义，夺下嘉定城。他这次来一是看看陈士英恢复的如何，二是告诉他这个消息，言外之意是如果陈士英好了，不应该错过这次起义，陈彰武现在极其需要得力的帮手。
我又怎么能让陈士英去嘉定，忙给阎应元使着眼色，“先生，陈公子现在还不能上阵厮杀吧？”
阎应元沉思着，“这外伤确实已痊愈，但内伤……还无法判断，稳妥起见，最好再休养一阵，确保万无一失，不然前功尽弃，还会有生命之虞。”
我得意地看着马魁，你可以不在意我，阎应元的话你总该信吧。
马魁犹豫着，“既然这样，那公子就再多休养一些时日吧，只是现在江阴也不太平，来的路上，我听说城里已经乱了，有人杀了鞑子派来的知县，自立为政，鞑子已经派兵前来，现在好象正在城外对峙。”
阎应元目瞪口呆，“这是何时之事？我前段时日还进过城。”
“应该就是这些天，路上我曾见各地乡兵都在赶赴城内抗敌，民众如此心齐，一定能给鞑子沉重打击，我们各地再陆续响应支援，也许收复大明江山的时日已不会太远。”马魁越说越激动慷慨激昂起来。
这根本就没可能，我可不能让其它人的心也膨胀起来，便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都是天意，逆势恐不可为。”
马魁怒视着我，“那你说怎样才算顺势？”
阎应元忙说：“硕俣兄，秋姑娘也是好意提醒，现在情形对我们确实不利，还是应该小心从事。”
马魁犹豫着，又看向陈士英，“公子，我现在有个想法，还无法和大人讲，但我觉得也许是个好主意，现在江阴已乱，公子若留下，或许能加入此地义军并影响到他们，到时可与我们形成犄角之势，遥相呼应。当初扬州失守，就是南京迟迟不肯发兵支援，我们无法对鞑子进行夹击，错过了战机。”
陈士英点点头，“你说的有道理……反正我现在也不能随你去嘉定，你就这样回去禀告父亲吧，就说我会侍机而动，若有动向会及时联络你们。”
马魁又走了，来去都是一阵风，他确实是个忠心耿耿的好部下，这边的事情办完了，就一刻不停歇地赶回去帮助陈彰武。但大风刮过之后必会留下痕迹，他留下的东西可害苦了我，我好不容易经营出来的稳定局面，面临坍塌。
陈士英显然受到了鼓舞，始终处在亢奋之中，和阎应元商量着他的“复兴大计”，并提到当务之急是了解江阴城里的情况，弄清现在是谁在主事。我一听就慌了，这不是他们中必有一人要去江阴？这万万不行！
我知道很难说服他们，便私下和陈士英说：“阎先生现在有老有小，如果他去抗清，他们怎么办？如果再失败，岂不是要连累全家受难？”
我的话应该是触到了陈士英的隐伤，他一定是想到了他的妻儿，沉默半天说：“你说的对，这事确实不能拉他下水，他应该留在这里。”
我不清楚陈士英是如何和阎应元讲的，阎应元接下来平静了许多，换谁面对这种局面都会两难。就在我庆幸搞定了一半，下面再搞定陈士英就万事大吉时，他却来找我说：“我要离开这里了？”
我正在他的房间里整理床铺，随口问：“去哪儿？”
“当然是江阴。”
我这才明白他是在说什么，“我们不是说好不……”
“是的，不连累阎先生，我走了就不会再回来了。”
我目瞪口呆，他这是什么意思？
陈士英的意思是让我留下，他也觉得这里比较安全，阎应元也不会拒绝收留我，但他不能躲在这儿装作什么也没发生，他必须出去加入到抗清的大军中，为防止暴露我们的踪迹，他不会再来这里。
我确实不想和陈士英一起离开，我不想去抗清，我只想回扬州。但我也不想让陈士英离开，他去江阴必死无疑，江阴数十万人最后不是战死就是被屠杀，我不信他会是最后幸存的五十三人中的一个。
但我如何说服他？他心意已决，而且我也没有充分的理由。
我们空手而来，离去时也不必准备行囊，说走就走。阎应元本想劝陈士英再住几天，但陈士英说他现在感觉完全好了，剧烈运动后腹内也无异常，阎应元也无法再强留，让陈士英一定多加小心，他会照顾好我。
我却立刻说我会一起离开，让他二人都惊讶不已，却没有人问我原由，或是劝我留下，阎应元觉得他懂，陈士英也觉得他懂，但其实他们都不懂。
阎应元洒脱地送我们离开，正常的客套话之后，我严肃地看着阎应元，“先生，务必记住我们说过的话，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离开这里，你要做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好儿子。”
陈士英是不明白我在说什么的，在我们上路后，他终于忍不住问起。
我便说：“也没什么，只是我们讨论过忠孝不能两全，尽孝也是大丈夫。”
陈士英笑笑，“你还是担心他离开？不过你觉得像他这样的人，会受我们左右吗？他一定会有自己的主张。”
我无法否认，但我必须坚持，“不仅是他，还有你，也必须听我的。”
陈士英惊讶地看着我。
“你不能去江阴，绝不能去江阴。”
陈士英变的非常失落，“我以为你决定和我一起离开，是赞同了我的想法。”
“不，我决定和你一起走，是想不让你去江阴，我要做最后的努力。”
“为什么？”陈士英有些冲动，“你为什么非要阻挠我去江阴？我相信你绝不是鞑子的人，但你为何处处替鞑子做事？”
“我没有。我不替任何人做事，我是为了救你。”
“救我？我现在又无事，从何而来的救？”
“你若去了江阴，必会有事。”
“你又如何知道？再说，现在这等乱世，我去哪儿不会有事？”
“不一样，你去江阴，必死无疑。”我只能摊开最后的底牌。
陈士英惊讶地看着我，“你难道能掐会算，能提前知道我的死活？”
“不，没有人有那本事。”我觉得想说服陈士英，必须说实话了，“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来自未来，所以我知道已经发生过的事。你们将要发生的事，在我们的史书里早已盖棺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