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产科一年多忙碌的时光缓缓流逝，临近年尾，武汉新冠疫情消息渐渐传开。一开始还没有放在心上，以为它会像流感一样流行一段时间便过去了，武汉那边既没有封城，也没有死亡病例报告。到了年二十九，假期也是如往常一样安排。本以为等到封锁在老家，就可以不用回医院，大年初二晚上医院里便下发通知，初三所有医务人员必须到岗，否则视为旷工。初三一早便早早地到了人流室报道，每个回来的员工都上报自己的行程以及接触人员。现如今网络发达，信息传播得更加及时迅速。“绿码”、“行程码”标识出现，核酸检测慢慢地融入日常，每个人脸上都开始遮上一层又一层口罩。我新买的口红还没用过几次，就放在抽屉里没再动过。

刚轮转人流室，初始的工作是穿着洗手衣在前台学习收费签字交代病情，熟悉以后才会进手术室帮忙扶探头做超声引导，再熟悉几天就可以上台做手术了。人流室的手术相比而言比较简单，都是简单的诊刮、人工流产还有取放环等，再复杂点的就是宫腔镜手术，不过只能做宫腔镜检查。

疫情刚开始，行程码还不完善，追溯患者及陪护行程只能靠医务人员反复询问，还有患者签保证书。每位来做流产的患者，我们都测体温问病史排查，然后记录在册。

人在清醒的时候，撒谎都是连眼睛都不带眨的。一个小姑娘打上麻药做完人流后，被护士扶到隔壁床上休息，麻药麻痹着大脑，小姑娘躺在床上喃喃自语，“我是从武汉回来的，没人知道……不能被隔离。”

隔壁清醒的患者听到后一下子就急眼了，立马打电话拨通了110举报。不一会儿的功夫，那位从武汉回来的小姑娘就被警察带走了。那时候核酸还没有开始普查，科室也没有停顿管理。

在人流室工作站待了两天，梁辰大夫就出来对我们新转科室的学生说，熟悉一下工作流程就可以进去看超声，也可以练着上手做人流术，有什么学习需求就尽管跟他提，他会尽量满足。我本来是对手术有恐惧心理的，看着那一套器械碰也不想碰。我想着这两个月，如果能一直站在前台收收费交代病情就好了。

人流室里，医生做人流之前都会先看一下超声，确定宫内孕囊，然后再做手术。术后会再做一次超声看看残留组织进一步清除，手术完毕还要再做一下简单的手术记录，写诊断证明放在病历里面。有时患者比较多，手术间的人忙不过来，而我们几个新来的又坐在外面不敢进去，梁老师就会有点着急。

又是一个忙碌的早上，梁老师直接把我揪进了手术间。我在他的指导下小心翼翼地扶着探头，屏幕上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清。梁老师抓着我的手使劲往下按了按，“这人长得胖，你得往下压一压，才能看清！”

梁老师手把手地教我怎么打探头方向，辨认组织解剖以及讲解超声成像原理。我站在他身后，看着他做了一台人流术。

术后，他在收拾器械时，我怯怯地问道：“这个吸管伸到宫腔里就自动吸取组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