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昭算罢，指着案几上的道道刻痕，对虎缶解说道：“我二十六日前离开殷都，河邑距殷都不过百里，慢行四日足以抵达。若是父王由河邑官吏处得知我未赴河邑，则算上使者侦骑来回耗时，自我离殷都后八、九日便知我未至河邑，何以我离殷都二十三日后才知？”

虎缶吃罢鹿肝，正夹起一块羊排，说道：“许是大王事务繁忙，你离殷都十四日后才派使者去河邑询问，加上使者来回的八、九日，正好三日前使者返回殷都，大王得知你未至河邑。”

子昭点点头，似乎赞同虎缶此说。然而，子昭目光大盛，似乎发现什么，问：“车马至鹿邑快则一日，慢则两日，加上今日，你来鹿邑却走了三日。三日前父王令你启程赴何处宣命？”

虎缶放下箸中只吃一口的羊排，将箸置于案上，答道：“王命我赴柚邑田庄，向殿下宣命。到田庄后，询问田庄管事得知，殿下几日前离庄先向西，后折向南，怕是往大河渡口去了。我是由西面大道赴柚邑的，若君一路往西，必与我迎面相遇。其实不用管事说，我也知君必往南去了。往南至渡口，询问戍守兵卒得知，殿下又转向东去了。我知殿下在鹿邑有籍田，故而由渡口往鹿邑来。不论如何，总要宣达王命之后，才可返回殷都复命。”

子昭将手中小刀插入羊腿，朗声道：“难怪今日你从邑南大道而来，原是三日时光绕了这一大圈！”随后抬手又将小刀拔出，握在手中对虎缶说：“父王若由河邑官吏知我行踪，只知我未赴河邑，必不知我在柚邑。父王知我在柚邑田庄，必是从柚邑之人得知。三日前，我甫至鹿邑，而柚邑告我行踪之人则甫至殷都。柚邑距殷都八十里，车马一日，疾行两日。由此可知，在我离柚邑至梌邑，或是由梌邑至大河渡口的这两日，告我行踪之人从柚邑启程赴殷都。只是我在柚邑王庄居住足有半月，所见所遇之人不少，而王庄众人皆知我身份，现在尚难知晓是何人告我行踪。”

虎缶见一向言语简洁的子昭啰啰嗦嗦算计这半天，倒也算得通透，点头称是：“君所言极是，如君所言，告密之人必是邑人或王庄中人，此人倒无足轻重。吾等所虑之人，乃殷都收买此人者。”

子昭问道：“殷都中谁人欲置我于险地？”

虎缶吃罢羊排，又夹起一枚酸梅去腻，答道：“殿下身居储君之位，欲置殿下于险地者，不止一人。”

子昭不置可否，又问道：“若父王立妇婵为后，我那两个兄弟岂不也成嫡子？”

虎缶停止咀嚼，若有所思道：“如今多事之秋，未见大王有立后之意。”顿一顿，又补充道：“即便大王立妇婵为后，子画、子鱼二人，最多算半路嫡子，何况二人尚且年幼。”

二人各有所思，沉默片刻之后，虎缶又说：“我从殷都来时，宗尹大人交代要我务必传话与你，务必谨遵先前王命，此行只带一奴，千万莫要多带奴仆，也勿要驱车马、牵驮牛。”

子昭一惊：“宗尹也知我从田庄牵牛带奴了？”

虎缶答道：“确是如此，宗尹大人原话是‘千万教子昭知晓，只可带一奴，切不可带田庄的那四牛四奴。勿要因此引祸上身，切记切记。’应是这两句，宗尹大人反复对我说了三遍，其实说一遍我就铭记于心了，不然如何口宣王命？”

子昭更惊：“不光知晓我牵了驮牛，连牵了几头他都知道了。”子昭心想：我自以为行踪难测，哪知在殷都那一众人的眼中，自己的一举一动被看得清清楚楚。子昭在这一瞬间有了一种被扒光衣服，任由无数旁人围观的感觉，仿佛那即将被献祭给鬼神的人牲一样，无力无助，毫无安全感。

想着想着，子昭脑海中浮现出那张似笑非笑、难以揣测的脸庞，螓（qín）首蛾眉、樱唇微抿，一双大眼盯着子昭，仿佛要把他心中的想法看穿。

虎缶见子昭眼睛直勾勾盯着案几发呆，便问道：“殿下所思者何，所虑者何？”

子昭被虎缶从沉思中拉了出来，恨恨地说道：“这妇婵可恨，不知父王为何如此宠她。”

虎缶点头道：“殿下所虑极是，这妇婵出身虽非高姓大族，但其人相貌俊美、眉目如画，更兼行事颇得大王赞许，确是令人担忧的所在。”

子昭接着说：“其人出身远不及我母族，凭区区美貌能成何事？”

虎缶忙摆手道：“休要小看女子美色，你还未长成，尚且不识女子的妙处，这榻上之风能刮翻金鼎也未可知。”

子昭不解，问起这女子能有什么妙处，自己虽未大婚，但又不是没有尝过个中滋味。虎缶的角色顿时由忠臣转变为挚友，口如悬河、手舞足蹈地对子昭细细讲解起来。听虎缶说男女之事的草草了事与花样百出之间的天壤之别，直听得子昭目瞪口呆，大呼汝辈不义，此事为何今日才对我说。（商代女子的始婚年龄一般在15岁左右，男子的始婚年龄一般在20岁左右。）

二人由是放松心情，由男女事谈到殷都逸闻，再说起田猎弓马、宴饮优游等欢乐之事，堂中消沉凝重之气消弭不见。虎缶见案上酒肉俱已冰凉，大声唤从人进来温酒热菜。又问羁正寻取鲜鱼河蚌若干，教拿去堂后炙烤。只是鹿邑羁所中调料香草种类不全，虎缶吃得意犹未尽。二人一边畅谈，一边吃喝，直到后半夜方才酒酣意足、撤席歇息。

作者按：

甲骨卜辞中没有“大臣”这个词，最常见的是“小臣”之称，此外，还有“臣”。根据众多学者的研究，“小臣”相当于后世的大臣，是辅佐商王从事王朝行政管理的中高级臣僚的统称。

在商代社会早期，各方国的贵族往往以“小臣某”或“臣某”的身份来商王朝任职，他们一方面充当了人质，一方面又通过参与政治活动，影响商王的决策。而到了商代晚期，商王为了限制贵族权力、强化集权，更多任用出身平民的臣参与国政，内服和外服贵族对商王的影响减弱。

关于商代小臣的来源，有学者认为小臣的来源有三类：战俘、各方国的征发人员以及调用某人为臣三类。还有学者认为有些小臣是方国的贵族，派遣贵族子弟在商王室担任小臣，是本国臣服于商的重要标志。总之，商代小臣的来源主要有战俘或进献人员、贵族子弟、商王辖地臣民以及方国人质四大类。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商代小臣的身份有高有低，如，韩江苏在《商代边境的“小臣”》中认为，“小臣的权势有大有小，大到可以废立国君（商初小臣伊尹），小到可以充作祭祀的牺牲”。这说明，商代不同时期的小臣，其政治地位差别较大。例如，在大戊时期，臣扈担任贞人、副相，总揽国家大事；武丁至祖甲时期，除军事职官外，小臣可以担任贞人（负责刻辞占卜）、史官、田畯（管理农业）、牧正（管理畜牧）等官职，地位很高的小臣甚至可以代表商王进行田猎、巡视方国；到了祖甲和康丁时期，除了个别小臣兼任贞人、犬官外，大部分小臣都只担任军事官职；至于帝乙、帝辛时期的小臣，只有参与军事活动的记载了。

许倬云在《西周史》中认为“商代卜辞中，小臣是颇显赫的官员。金文中的臣，则是地位不高的家臣。”反映了西周之后，包括其后的春秋战国时期，臣的地位大大下降，而作为贵族阶层的士大夫在政治生态中占据了主要地位，这一现象直到秦汉时期才发生变化。这说明，西周政治是典型的贵族政治，而商代政治的行政色彩更为浓厚，小贵族和平民有从政的机会，这一特点在商代后期尤为明显。商王通过减少贵族参与政治，达到削弱贵族力量，实现中央集权的目的，这引起了内外服贵族的不满与反抗，并成为导致商王朝灭亡的直接原因。

参考文献：

赵婷婷.商代的臣研究[D].河北：河北师范大学，2021(3).

宋镇豪，王宇信，徐义华.商代国家与社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