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儿都不一样。我觉得她跟咱们一点儿都不像，说话不一样连长得也不一样。”

妈妈笑道：“都是一个鼻子两只眼咋就不一样了？”

“董姨的皮肤是一种我没见过的颜色。”

妈妈问：“白？”

我在脑海里回忆着董姨的样子：“嗯，白，但是是一种和咱们不一样的白。皮肤的感觉也不一样，反正什么都不一样。”

我总觉得董姨的瞳色好像更浅，是我们这里没有的玻璃糖一样的棕，至于董姨的皮肤……腻？我们这里白皙的人皮肤像松软的粉，董姨的皮肤像块凝润的膏。虽然都是一个鼻子两只眼可是鼻子跟鼻子、眼跟眼也不一样，如果不解决这个困惑我真要怀疑董姨是外国人了。

妈妈出去倒泔水我也追着她出去。

“这你还能看出来呢？那你董姨好看不？”

我点头：“好看！”

下了楼梯妈妈笑着问:“那董姨好看还是妈妈好看？”

我想了想说：“你们两个都好看，虽然其实你更好看但董姨是一种不一样的好看，咱们这没有的好看。”

妈妈好像很感兴趣：“说话怎么不一样了，你董姨跟咱们不都说的普通话？”

怪就怪在这儿，明明听着都是普通话可董姨的发音总有种混混沌沌、明显轻盈与当地口音的感觉。

“我也说不上来就是感觉不一样，咱们这没人说董姨这样的话。”

“那你董姨说话好听还是咱们这人说话好听？”

“董姨！”

妈妈抬头往山那边看：“可不不一样，你董姨根本不是咱们这边儿人嘛能跟咱们一样？”

不知怎么，我觉得她有些伤感。

“董姨是哪边儿人？”

“安徽那边儿。”

“安徽在哪儿？”我顺着妈妈的目光看向东边的山。

“远的呢。”

下午爸爸回来兴冲冲地坐到沙发上摆开三本书：“菜市场那儿卖书呢，十块钱三本儿，给你买了三本儿！”

妈妈笑道：“你爸给买回书了。”

我欢呼了一阵：“我要带小动物的！”

翻开一看上面全是古画人物，什么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吕大郎还金完骨肉、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还有卖油郎独占花魁、灌园叟晚逢仙女。那时候上面很多字我都不认识，到三年级我才开始读。

我失望起来：“我不要这样的我要小动物我要小动物！”

枣红沙发上爸爸陷在里面的身体猛然僵住，眼里那束兴奋的光被震惊和愤怒取代，他不可置信的看着我，仿佛不敢相信眼前这个不学无术的人是他的女儿。

我呆了一瞬低下头不再作声。

爸爸和妈妈说老姚家闺女叫姚一宁，今年也上一年级，和我同班。

妈妈问：“你碰见他们了？”

“嗯，她妈跟她姥姥也去报道了。”

妈妈点点头：“那正好跟圆圆有伴儿了。”

清晨，太阳升起的方向响起长长的军号。

“为什么每天要吹号？”

“叫当兵的起床。”

“那我也要起吗？”

妈妈笑:“你又不是当兵的。”

我躺了回去，等着我的闹钟响。

狗尾巴草在墙头飘曳，滚动的自行车轮碾过碎石凝成的石板路，我跟在爸爸身边将手上一长一短两根狗尾巴草高高举向蓝天。晨光下婆娑在枝头的白杨叶在风里沙沙作响。

走下最后一个坡，街道左侧是一条马路，对面很多小饭店，顺着大路走可以绕过菜市场里嘈杂的人群。

我们穿过菜市场西门对面的马路拐进一条窄巷，地上同样铺着四方形的石板路，两边低矮的土砖房上开着极小的，涂成或红或绿的木棂小窗。

巷口头一家是卖烧饼的小铺，空气中糖和油混杂起来的甜腻香味飘了半条巷。这甜腻的味道也只能飘半条巷，还有一半飘的是屎。这条又窄又长、破陋崎岖的小巷里有一间老式茅厕，气味之醇厚、发酵之到位简直能使人毙命。每次我闭息掩鼻往前直奔一百米方敢稍稍喘气。

巷道另一端同样通着马路，左边并排开着三家早点摊，我们走进一家卖豆浆油条的铺里坐下。

这家早点非但价格格外便宜，分量还足，外头豆浆早涨成了五毛这家还是三毛，等外面卖到八毛这家就一直卖五毛。

打理店铺的是一对老夫妇，豆浆爷爷和豆浆奶奶。豆浆爷爷凹腰驼背，倾斜得要有九十度角，几乎趴在地上；豆浆奶奶罗圈腿，骨头弯得能拧麻花，跟对括弧一样。豆浆爷爷捧过一只边缘磕破一个小口的白瓷碗小心走上台阶，碗里满当当的黄色豆浆满得就要溢出来，隔老远就能闻见香。把豆浆端给我豆浆爷爷两手在腰上系着的那条蓝围裙上擦了擦又去给另一桌盛饭，屋里屋外，夫妇俩小小的身影陀螺一样转个不停。

这所学校门口有一颗很高的老连理树，正长在门卫室前。东侧四列平房，紧挨最后一列平房的是一栋六层楼房，所有房子除房顶上的瓦片外四面墙上都涂着白绿色的粉漆。西边是操场。

讲台上站着的那个看上去很高壮，长满痘的脸上戴着眼镜，马尾高高吊起的班主任刘老师，她额前的齐刘海长得遮过眉毛。

刘老师昂着起那副画眉嘴国王故事里的翘下巴：“我是教数学的，也带你们一到二年级的语文，一二年级语文很简单不用语文老师教我也能给讲好，其实三年级的我都能教。”

刘老师教我们学的第一篇课文叫《家》。

左手拉爸爸，右手拉妈妈。

我用一双手，拉起一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