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澍还想着，自己将来肯定不会缺这点小钱。

至于王硕，那家伙也不缺钱，但总得找点事情给他做，不能让他整天无所事事。

这么一来，他们能锻炼才能，作品质量也有保障，还能赚点小钱，他自己也能腾出手来做更重要的事情。

“何乐而不为呢？”王澍心里这么想。

他还打算多花点时间跟经济系的同学们混混，免得人家以为他背叛师门，投奔中文系去了。

而且他们讨论的内容确实很具有现实意义，比如——

「改革中农村是否可以包产到户？」

「私企可否雇工？」

「雇工算不算剥削？多少人算剥削？」

这些问题，后世的人可能觉得不值一提，但在这个时代，每一个政策的背后，都是无数人的心血和智慧。

想法？这年头谁没想法啊，问题是想法能当饭吃吗？得有点真本事，不是吗？

首先得找准病根，就像老中医把脉一样，一把脉就知道你上辈子吃过几碗泡面。

如果一开始就诊断错了，那治疗起来就跟瞎子摸象似的，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

拿价格双轨制来说，这玩意儿一出来，就像是给计划经济打了一针兴奋剂，让市场经济这小花儿有了点自由呼吸的空间。

一边是计划价格，稳如老狗；一边是市场价格，跳脱如脱缰的野马。

起初看着挺美，企业赚钱了，政府也能在市场喝醉了的时候，拉一把。

但这好景不长，总有些人眼疾手快，趁着价格差距大，捞了一把，然后就是一路狂奔到贪腐的深渊。

市场和计划的价格不对盘，经济运行就像是跳广场舞的大妈突然要跳芭蕾，那画面太美不忍直视。

所以，这双轨制最后也只能说是个过渡品，等市场经济长大了，这玩意儿就得退休。

但这只是开始，提了问题，还得调查研究。

政策制定得有根有据，不能凭空捏造，不然就像是盲人摸象，摸到哪儿算哪儿。

所以最终这项政策只能被视为一种过渡性措施，并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后被彻底淘汰。

调查研究不足，政策就可能变成空中楼阁，跟群众的需求擦肩而过，那可就成了茶余饭后的笑话。

政策制定啊，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得有人才，得有真本事的。

你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些头脑简单的政策制定者，就像是个厨师，米都没了，还想做出好饭来？那不是白日做梦吗？

找了一帮人才，你以为就万事大吉了？

哪那么简单！

接下来得是个协调大师，各种利益得平衡，就像是在钢丝上跳舞，一不小心就掉下来。

然后啊，你得考虑经济、社会、环境这一大堆事儿，这就像是要你同时跟三个女朋友约会，还不能让她们知道彼此的存在，累不累？

政策定下来了，你以为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哪有那么好的事！

形势变了，支出需求增了，公共债务涨了，税收收入也得跟上，这些挑战一个接一个，就像是过家家，玩得不亦乐乎。

执行和评估阶段，那更是难上加难。

首先得保证政策不被歪曲，执行得全面，不能有所偏颇，不能走过场，不能一刀切。

资源和支持得跟上，人员能力得强，程序得统一，不能今天一个样，明天又变了，这不是摆摊卖瓜，想叫多少价就多少价。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两个老大难，就像是家里的老鼠，抓也抓不完。

所以啊，一项政策从头到尾，那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可能得花上几个月到几年，这中间的辛苦，那是外人看不见的。

王澍他们这帮学生，天天围在一起，讨论得头头是道，就像是小孩子模仿大人开会，一个个摆出一副老学究的样子。

“岱老”陈岱孙上课，那气场强得跟电视剧里的大侠似的，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厉以宁、萧灼基这俩讲师，也就在学生面前显显威风，胆大的学生直呼其名，叫得他们哭笑不得。

不止是他们，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科学研究院的大佬们也常来串门，这讨论会就像是个小型的经济论坛，热闹得很。

王澍也不是光说不练，他那点子多得像是超市的货架，一个个摆出来，引得旁人都看呆了。

但这些沉重的话题，咱们先放一放，咱们看看史佚生和王硕这俩文艺青年怎么忙活。

“要深入故事的灵魂，”史佚生说得跟诗人似的，“《狮子王》不光是讲成长和责任，还得讲爱，讲自我发现。”

王硕那是认同得不行，点头得像是鸡啄米：“对，对，得让这剧本活起来，不能光靠文字，得让观众看得见摸得着。”

史佚生吸了口气，仿佛要把周围的空气都吸进肺里：“咱们得用有力的对话，深情的演绎，把观众拉进故事里，让他们跟着角色一起哭一起笑。”

这俩小伙子，就像是发现了新大陆，眼睛里闪着光，手里的笔就像是魔杖，只等着在纸上施展魔法。

史佚生和王硕这俩家伙，围着桌子讨论得脸红脖子粗，就像是在策划一场政变。辛巴的勇敢、娜娜的坚韧、刀疤的狡诈，他们要把这些角色塑造得跟真人似的。

“每个角色得有自己的台词，”史佚生说得跟立法者似的，“让观众听了都得心潮澎湃。”

王硕接过话茬：“没错，得让文字跳出来，变成行动。就拿‘王之石’来说，得让辛巴那小子的身份危机和未来梦想，一字一句都戳到人心里去。”

他们俩头脑风暴，勾勒出剧本大纲，就像是在画宝图，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

“这才刚刚开始，”史佚生说，“咱们得一步一个脚印，把《狮子王》搬上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