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慥论辽事

九月十二日，御史顾慥上奏道：“十月十二日，后金军队派出一万骑从抚顺关、一万骑从东州堡深入直抵潭河，总兵贺世贤、柴国柱已在沈阳布防，准备迎击敌军。然而，阅读姚宗文的奏疏可知，六月份时已经发生了严重战事，敌军烧杀抢掠，村屯被洗劫一空。边防将领在外专司统兵，相关情况却隐瞒不报。昨日见到贺世贤上报的塘报，仅称斩获敌人首级一个、缴获一顶头盔、夺回四匹鞑靼马，就向朝廷夸耀战功，这难道不是羞辱朝廷、给敌人留下笑柄吗？况且我方士卒和马匹等损失了多少还不清楚，却还在大言不惭地说辽城安然无恙？今年筹集八百万军饷、来年还要再筹集八百万军饷，除了寄希望于上天庇佑，否则面对各地频发的水灾、旱灾、蝗灾，如何能年年筹措如此巨额的军费？我担心百姓困苦、财尽力竭，四处盗贼蜂拥而起，朝廷的忧虑不在遥远的朝鲜，而在于国家内部啊。”

自从熹宗即位以来，连年饥荒不断，不出几年就流寇四起，最终导致江山易主，顾慥的奏疏如同提前预示了这一结局。

河清

八月十五日巳时，在临巩与阑州之间的黄河河段，水面突然泛起白色，至申时河水完全变得清澈，上下数十里范围一眼望去，河水澄净无边。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八月十七日未时，共计三天时间河水清澈，随后又恢复成浑浊状态。临巩地方官员与户部郎中黄某来到黄河大桥亲眼见证了这一奇观。

到了九月二十二日乙未日，陕西巡抚李起元将此事上奏朝廷。

当时，各种天象变异、地震以及奇异物怪层出不穷，而黄河变清又是怎么回事呢？我听说黄河变清预示着圣人诞生，但在国运衰微之际期盼出现圣人，恐怕是不可能的。

杨嗣昌奏岁饥

八月二十三日戊辰，负责粮饷的官员杨嗣昌上奏道：我在应天府（南京）时，听说淮北地区的百姓因为粮食短缺，已经到了只能以草根、树皮为食的地步，甚至有些村庄全家妇女老幼只能依靠豆箕、菱秆勉强果腹。等我渡过长江后，发现灶户（煮盐工人）抢夺稻谷，饥民哄抢漕运粮食，各地乱象纷呈。人们都说这是由于去年歉收所导致的，然而江南地区并没有遭受严重的旱灾或水灾，不明白为何这里也呈现出一片混乱景象。一进入镇江，米价高达一斗百文铜钱，到了苏州、松江一带更是涨到了一斗米一百三十至一百四十铜钱，而且还在持续上涨。商船盼不来新的粮食供应，米店几乎关门歇业，普通百姓身无分文，私下里议论纷纷，甚至有人企图趁乱闹事。还有人张贴告示，号召聚集柴火焚烧官府和富户住宅，幸好当地官员及时采取手段将这些骚乱迅速平息。然而放眼望去，民生凋敝、财源枯竭，如今百姓尚且还能支持征讨叛乱，还能勉强缴纳赋税，只怕以后百姓自己陷入困境、成为盗贼，到时候又有谁来为皇帝缴纳赋税呢？

“百姓自己作贼”这六个字，不幸在接下来的十年间成为了现实。

译者注：1.原文中的“三韩”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书中，指古代朝鲜半岛南部的马韩、辰韩、弁韩三个部落或王国，后来一般作为对朝鲜的统称。

2.顾慥的奏疏揭示了晚明时期辽东战事的真实状况以及朝廷在边防事务上的信息滞后和粉饰太平，他提出对辽东战事的担忧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失败，更重要的是财政压力和社会动荡。而且，他预见到了长期战事和自然灾害会导致民生困苦、财政崩溃，进而可能激发社会矛盾，造成国内动荡不安的局面，这一论断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得到了印证。

杨嗣昌奏疏则生动描绘了明末淮北、江南地区的饥荒与社会动荡情况，粮食短缺、物价飞涨、民众生活困顿，甚至出现盗抢、动乱的现象。他敏锐地指出，如果不妥善解决民生问题，可能会导致民众自顾不暇，无力履行纳税义务，甚至走上叛乱的道路。这一预警在后来明朝灭亡的过程中得到了验证，农民起义与社会动荡成为了压垮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晚明时期面临的内外危机，既有边疆战事带来的军事压力，又有自然灾害造成的民生困难，加上朝廷治理不力、信息传递滞后，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矛盾激化。顾慥和杨嗣昌的观点与论述，为后世提供了审视明朝灭亡深层次原因的重要线索。

至于黄河变清，虽然这一自然现象在古代常被视为祥瑞，但作者计六奇也认为在国运衰微之时，期待黄河变清预示圣人出世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这一观点体现了他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清醒认识，而非全部依赖于虚幻的天象预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