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说其实并没想要再生一个，但是事已至此也没有办法，只能让我学会分享，我点点头没说什么，还好，我拥有的东西也没多少，就算分出去一半也损失不了多少。

可是，不管怎么说我的心里或多或少还是会有些芥蒂，我并不讨厌我弟弟，我只是觉得我好像失去了本该拥有的尊重，为什么没人问问我呢？哪怕只是一句无关痛痒象征性的询问。

从我弟弟出生后，我觉得我的母亲好像渐渐和我有些疏远，因为她的精力都要花在那个小小的家伙身上，我不怪她，我也没脆弱到需要和一个婴儿去争夺什么，我知道我的母亲还爱我，只是她没有时间去表达，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一个人同一时间只能扮演一个角色。

他们总说会平等地对待我和我弟弟，可是又怎么可能真的一样呢？毕竟时间会改变一切，父亲的事业在来到新加坡后好了很多，房子和车也是在来到新加坡工作后买的，我和我弟弟的家境其实并不一样，他可以向父母撒娇，要新玩具要好吃的，而我一直是那个跟随打工的父亲在青岛的孩子，站在玩具店外，连开口都觉得羞愧。

我永远记得在我上小学的时候，生活极为清苦，一星期才有一顿荤腥，一盘青椒肉丝或是土豆烧肉，端午中秋，清明春节，才有一顿丰盛的食物，有一年过年的时候，桌上出现了一盘獐子肉，是乡下的大伯前段时间带过来的，很好吃，以至于我在吐出骨头后望着桌上只剩下几块的肉时，仍是止不住地望着，但我母亲不允许我再吃了，因为所有的菜都要剩下一点，图个年年有余的兆头。

我在凌晨翻来覆去，不管怎样也说服不了自己，为什么那样好的东西要搁置坏掉而被倒进垃圾桶？课本里有仁义礼智信，却唯独没有哪一页说过，好吃的肉应该留下一点用来被倒掉。

我按捺不住起身摸到厨房，从香油味的橱柜里端出那盘还剩下几块油脂已经凝固的獐子肉，因为身高不够所以我是踩着凳子站下来的，因为胆怯心脏跳得太快，我抬起一块肉放到碗里，倒了一碗开水进去，直到油脂化开，开水变得温和才用筷子夹起一块肉，外面热乎的，但里面却有些冷，但那依旧不妨碍那美好的滋味，等到夹起第二块时，我听见客厅里有些声响，好像是母亲起夜解手，我的手微微颤抖，那块肉便掉进了垃圾桶，我不敢动，直到听见母亲回房睡觉的声音才俯下身看着那块掉到垃圾桶的肉，我把它捡起来，我从不吃掉到地上的东西，更别说掉进垃圾桶的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把它拿水冲了冲，看了好久好久，才放回那个盘子。

现在，我的弟弟，可以在面包店随意挑选喜欢的甜点，仅仅只凭借个人喜好，而无需关注价格。

哪怕是我长大后，我的家境好了起来，我也仍然没有得到像我弟弟那样的待遇，他们认为男孩子就要吃点苦，我上大学的生活费第一个月只有一千，给这么多是因为考虑到我需要买一些生活用品，以及适应新环境，等到第二个月只有八百了，因为我已经满18岁了，应该像新闻里的那些勤工俭学的孩子一样一边上大学一边打工养活自己，他们总是说自己比新闻里的父母更溺爱孩子，因为我兼职挣的钱并不需要交给他们补贴家用。

你们知不知道有一部动画片叫做麦兜故事，是讲一只小猪的动画片，他是“春天花花幼儿园”的麦兜小朋友，麦太太独立抚养麦兜，没有什么钱，生活过得紧巴巴。麦兜在幼儿园的小朋友去了马尔代夫，回来之后讲起马尔代夫的见闻很骄傲，麦兜小朋友听信了广告里的话说马尔代夫是“蓝天白云，椰林树影，水清沙白，坐落于印度洋的世外桃源”，他最大的梦想就是去马尔代夫旅行。有一次麦兜生病了病得很重，麦太太怕他活不过来了，鼓励他说等你病好了我就带你去马尔代夫。于是麦兜很努力很努力地和病痛作斗争，等到他病好的那一天，麦太太却没有钱带他去马尔代夫。于是麦太太带他去了太平山山顶，告诉麦兜说这就是马尔代夫。麦兜小朋友坐了缆车看了海湾，见识了山顶的鸟语花香，那是他人生里最快乐的一天。

可我病了，只有自己一个人去医院。

在满是消毒水的走廊里举着吊瓶，隔着墙壁听病人的呻吟，孤零零的一个人，护士小姐问我中午吃的什么，我要腼腆地笑笑，编造一个谎言，说我中午吃得很好，是医院对面的兰姨馄饨，味道好极了，可是虽然我兜里塞着妈妈给的钱，我又该怎么举着吊瓶走出医院呢？

饥饿的时候，我反复咀嚼自己的孤独，等到索然无味又吐出来。

我曾经一度怀疑，我父母所谓让孩子得多吃苦，唯一的作用就是便于未来吃更多的苦，自尊，自信，人格，价值观，这些东西绝不会因为苦难而更伟大，只会为了抵御外界而塌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