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的行动，是从1781年《费加罗的婚礼》上演开始的”。

“是的，具有革命意义”，这也是这部歌剧的魅力所在。

欧仁连连点头，于是二人的话题又从歌剧，转到了法国大革命上。

“法国大革命最终让很多极端革命分子，甚至是其领导人丹东都上了断头台，让人感觉到了一些荒诞。他们总是要确立不革命的人群，以确定自己的革命的性质和地位，所以他们的对立面，越来越狭窄，开始是法国上层贵族，后来甚至将范围缩小到领导革命的人”。

相对地革命对比狂热地革命，就显得没有那么热衷于革命，那么那些相对革命的人就得上断头台，理由是他们不爱好革命。

由开始的正义性演变到最后成为了一种恐怖主义，这就需要人们进行深思了。

就像雨果在《九三年》里说的那样，“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如果革命失去了温度，那便只会成为冰冷的绞肉机，把所有人吞噬的一干二净。

高小胜觉得要真正了解历史，便不能迷信于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广泛地阅读，才不会偏听偏信。

如果人们只知道一种观念，那这种观念便不是他们自己的，而是意识形态施加于个人的一种影响。

只有知道很多种不同的观念，人们才有分辨事实真相的能力。

欧仁或许一开始是赞同法国大革命的，听了高小胜的发言，也陷入了沉思。

一路上，二人的话题，变了又变，从革命引申到战争，对于越南战争，欧仁认为美国人是如此软弱，他们不敢反抗战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但高小胜表示完全相反的意见，美国人不是软弱，他们确实应该受到道德上的谴责，可是在强权之下，人民又怎么可能反抗呢，他们面对的压力是法国人从未体会过的。

这样的驳论还挺有意思的，高小胜倒是很享受这样的氛围。

青年人不就是这样嘛，大谈政治，却又完全不懂政治。他们是懵懂又茫然的，可又颇具有生命力，倒是有几分可爱在里面。

这种谈话时常是毫无意义的，可是这有什么要紧的，这代表人们还是关心他们的社会生活的。

要是连这样的谈话都没有，那才显得可怖，因为没有人在思考了，大家都沉迷于简单的感官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