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一鸣把“敦刻尔克版半岛战争”给二大爷简要描述了一下，果然发现后者的眉头紧紧地拧起。

好一会儿他才开口说道，“天上飞的，地上跑的，你这个备选方案，场面还真是不小。”

陈一鸣弱弱地补充，“马叔，你想要海上飘的也可以有，我方歼击机从海上打起，到时候飞机下方海上飘几艘军舰，画面更有质感。”

二大爷连连摆手，“行了打住，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搞这个时间太仓促，伱还是先从一镜到底那个开始准备吧。

这样，我尽快帮你联络有关方面，你这几天抓紧时间，把需求和想法再细化一下。

最主要的是，你一定要想清楚，你的故事里要着重表现哪几个人物，他们在电影中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意图向观众传递哪些信息和情绪。

一镜到底的形式确实有新意、有话题性，但一定不能忘记初衷，还是要始终紧扣主旋律电影的基调。”

走出马家所在的别墅区，站在路边等出租车的时候，陈一鸣一直在反复思索着二大爷最后的那段话。

故事线索都还没有理顺，其实还远没有到考虑人物塑造的时候。

但是陈一鸣知道，二大爷的提点很重要，直接关系到这部电影能不能成功立项，是生与死的首要问题。

陈一鸣固然可以借鉴诺兰的做法，把作为战争对立面的敌军意象化，不露脸甚至完全不出镜，从而避免观众陷入立场的二元对立。

但是我军人物总是要出镜的，他们在镜头里的形象，同样会带给观众一定的观感，反映出相应的评断，溢散出电影的态度。

而这正是上峰最关注的核心问题，你打算对我军官兵做何种呈现？

粗粗一想不过是故事里的几个人物设定，细究起来却是千头万绪复杂无比。

从前到后顺着故事线捋一下，电影里每个层级的人物都简单不起来。

比如，给主角布置传令任务的军官，应该如何做任务前的动员？

传统主旋律电影很直接，大了讲就是保家卫国，具体讲则是救助战友，领受这个极度危险的任务是光荣，是立功受奖的机会。

导演默认观众理解并认同这个理由，有时候甚至直接忽略掉任务动员这个环节。

《横空出世里，军官开门见山地问科学家主角，你愿意为了国家隐姓埋名吗？

科学家毫不犹豫地回答，愿意。

前世这是1999年的电影，很多年轻人根本不了解原子弹工程，也不清楚建国初期的特殊情况，但他们依旧可以毫无阻碍地理解科学家的选择，并为之深深触动。

同样是呆在戈壁沙漠里搞原子弹，《奥本海默里的科学家就是截然相反的另一种态度。

外国观众会质疑科学家不爱国吗？当然不会！

所以只是电影开头的一个军官，作为引子存在，戏份只有一场，他的表演和台词就是一个绕不开的大问题。

应不应该给这个人物添加一些“人性化”的修饰呢？

《1917原片里，将军为了让主角更主动地完成任务，告诉他计划明晨发起进攻、冲向德国人死亡陷阱的部队里，有他的亲哥哥。

显然，军官导演，认为战友情不足以让主角观众认同这场冒险，因此在天平上又加上了一个名为亲情的砝码。

然而当对象换成华国观众时，这个原本恰到好处的砝码，立即变得不合时宜。

怎么能只是为了救自己哥哥拼命呢，其他战士就活该等死吗？

尽管社会思潮已经不认同完人，但华国人依旧赞赏利他的义举，唾弃自私的怯懦。

一边打心底里不相信舍己为人，一边又居高临下瞧不起自私自利。

或者说，用自私比照自己，用无私要求他人。

那么，电影里真的刻画一心为公的人物行不行呢？

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