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京生、吕争鸣和曹雁又带来了更多的残疾朋友。司德林先天性脊椎裂，双下肢残疾，后又患肾结核，他来时送我一期《长江歌声》，内有作曲家谷建芬为朱宪臣诗《希望的曙光》谱写的词曲及记者文章，一盒谷老师自弹自唱的录音带。朱宪臣四岁患肾病，卧床后背、腿弯曲，十八岁又失明，写了本小说《流逝的年华》，三十二万字的盲文摞起来的纸有四十多公斤，但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

那天听朱宪臣读他的新诗《希望的曙光》：不是在梦里，不是在天际，希望的曙光哟，就在我心里。小司哼唱着这首新曲仍很激动地说，我当时就说我去找谷建芬给谱个曲。摇着轮椅，问了好些人，花了四个小时才找到谷建芬老师家。她住楼上，也不知道她在不在家，就让她的一个邻居小孩子帮我去叫门。谷老师很快就从楼上下来了，和我握手，扶着我上楼，也不嫌我摇着轮椅的两只手都很脏。我给她《希望的曙光》，告诉她这是残疾人写的，请她给谱个曲。她毫不犹豫就答应了，还连声说，你们真是一些不屈的人，我一定写，一定写。几天后曲子就谱好了，还录了音，让她的学生送到我家来。

小司很健谈，见面就说起那天他去谷建芬老师家的情景。我们从歌词谈到疾病以及残疾人状况。我建议，成立残疾者合唱队，从演唱《希望的曙光》开始，可以参加音乐会或去其他集会，振作自己，激奋别人，扩大影响。

还可以向社会募捐，得到捐款办残疾人综合服务社。

小司更务实，一下子想到创办残疾人实业了，这或许是多数残疾人的思想，毕竟生存是第一要务。残疾人需要组织起来发展生产，但其他方面，如教育，康复，也应当同步进行。我说，去年大家就一直在呼吁，残疾人组织起来是我们的共同愿望，可以做更多的事。

你文化高，给焦市长写封信，争取给个房子、设备、经费。谷老师一定也会支持。

我先给谷老师写封信，听听她的意见。学习、工作、娱乐是病残青年的愿望和权利，是政府职责，是社会问题，也是精神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内容。给政府的信，我可以拟个稿，然后召集大家商议一下。

两天后小司就来报告好消息：谷老师支持残疾青年组织起来，她还在致公党会上建议为残疾人举行义演，获得积极响应。她建议我们给中央领导写信，说我们约定一个时间一起商议如何做这些事。

晚上加药，连夜草拟病残青年给市长的信，给中央领导的信，阐述病残青年的愿望和权利，介绍《希望的曙光》及谷建芬的支持。病残青年迫切需要组织起来，请市政府帮助建立病残青年组织，提供场所、设备、经费等支持，病残青年可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自我管理，也可以通过社会捐助解决资金。残疾人问题是社会问题，精神文明建设要体现对残疾人的关注和关爱。接着草拟组织章程等，直至半夜，精疲力竭却兴奋得睡不着觉，又写信邀约诸病残朋友聚会讨论，直至力不能支瘫倒在床。

梳着两个小辫的林达姑娘来得最早，她对成立残疾人组织充满热望。她说，我六岁时患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住院十几次，接触过许多病友，其中有的人生活不能自理，有的人工作得不到安排，不少人感到悲观失望，前途渺茫，就连他们的家属也因此承受着沉重的精神和经济负担。我们要呼吁社会关注残疾人问题。接着，司德林、吕争鸣、朱宪臣、朱泱，小潘也来了。

司德林介绍成立残疾人组织的想法，他同谷建芬老师联系过，得到了她的支持。谷老师在致公党党会上谈病残青年问题，党会同意举行义演。

我把草拟的病残青年组织章程及呈领导的信给大家传阅和讨论。

吕争鸣说，我同意咱们自己先组织起来，国际残废人年就提出鼓励伤病人建立各种组织来表达他们的观点和促进改善他们境况的行动。

不能叫“残废”，这是翻译上的错误，更是观念上的错误。“残”并不等同于“废”，我们都是残疾人，但我们并不废。朱泱振振有词，并介绍了国外有关残疾人组织的情况。他因小儿麻痹后遗症导致双下肢残疾，靠自学成才，破格被商务印书馆聘用，成为英语译著的编辑。国外这样的组织也都叫club，就是俱乐部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