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博物馆里对于文艺复兴的解说是：“这是人们改变看待世界方式的时代。”

在中国人的历史里，“看待世界的方式”其实一直发生着变化。“二十四史”向来被认为是确凿记载、复盘过去的“准绳”，但它们的标准，却因时代的不同而不同。

《史记里，司马迁记载了三皇五帝，记载了“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屈原，记载了“赵氏孤儿”的故事。在司马迁的标准里，他写历史，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穷一家之言”。所以在他的历史里，他问道，如果上天是公正的，为什么伯夷叔齐这样有德行又近乎严厉地要求自己的人，却落得饿死首阳山的下场？

但司马光，他不会这样问。《资治通鉴里，没有屈原，没有李白杜甫，也没有伯夷叔齐，他只关心那些“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的人与事。他的标准是，作为一个“社会人”，怎样才算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史书”是历史记载，更是史家最火热明确又无保留的道德观念。在我们放心地把他们的记载当做发生过的事实的时候，也照单全收了史家关于“善恶”“对错”和“世界应该有的样子”的标准。所以，文明史学家威尔·杜兰特说，历史大部分是猜测，剩下的是偏见。作为后来人，我们其实没有选择另一种视角的权利——材料与观点早已血肉相连，我们看到的过去，永远透过的是历史学家的眼睛，我们甚至没有权利去选择景深、色调，到底特写谁。

但好奇心并不允许亦步亦趋的阅读，总想要发现更多的角度、材料，拼凑出更完整更有血肉的人物。裴松之给《三国志做注，做出了许多细节丰富的侧面，甚至改写了人物的品格。他提供了荀彧的两种死法：陈寿在《三国志正文里写，荀彧因为忧虑死了。裴松之却说，《魏氏春秋还有另一种讲法：曹操送给荀彧空食盒，荀彧便知道，这是曹操不能容忍他，便自杀了。他也提供了曹操杀吕伯奢一家的两种解释：《魏书说，曹操逃到吕伯奢家，吕伯奢的儿子们知道董卓在捉拿曹操，想要把他绑起来，曹操杀了他们跑了。《世说新语里说，曹操因为怀疑吕伯奢要把自己交给董卓，杀了吕伯奢和他的儿子，自称“宁愿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而陈寿根本没在《三国志里记载这件事情。

后来修历史的人在选择甄别材料的时候，也往往受不住诱惑，甚至根本就是在寻找一条符合自己故事脉络的拼图。

《晋书为后来人所批评，因为在编纂当中，采用了太多的“小说家言”：《语林《世说新语《幽明录《搜神记，不仅有段子，还有怪力乱神。但这给后人提供了更多观察人物的角度。像是一整版拼图，拼成一个完整的图样，严丝合缝，点儿不剩才算“正确”。现在，不再有绝对的“正确”，因为有了更多的拼图块儿，也就有了更多的可能。

鲁迅曾经赞扬《史记，说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赞扬司马迁作品的史学与文学价值的时候，其实也承认了一个基础，在这里，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就像是一对兄弟，他们本沿着同样的轨迹成长。但后来，出于对“真实”的不同理解，它们分道扬镳。人在“文学”与“历史”间筑起矗立千尺的堤坝，意在他们互不侵犯。

但换一个角度，文学也为历史提供了更多的“素材”，现在，不仅诗歌可以做史料，甚至墓志、方志、传说，都被用来作为“重构历史”的素材。以这样的角度来看《晋书，甚至以后一切进入了人物的内心空间去叙述历史的作品，它们在提供某些历史档案与材料的时候，也在提供一种看待过去的更有强烈立场与同情心的方式：它们重新“塑造”着历史人物，他们所处的位置，当时人对他们的看法，他们自己对于当世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