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有一个可怜的儿子,嵇绍。嵇康死的时候,他大约十岁。能记事,但是不懂事的年纪。
在他后来的记忆里,对父亲的印象如同写在水面上的名字,也许融入了波心,但在平静的水面上,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他很少提起他那个太过著名的父亲。在他的时代,政府对嵇康讳莫如深,学生们却爱他纪念他狂热地崇拜他。而他,作为嵇康唯一的继承人,却无法坦率地表达他对于父亲的情感。父亲曾经给他留下过礼物,那是一封信。纸寿千年,借着这坚韧的承载物,作为父亲的嵇康,在他缺席的嵇绍的成长过程中,以这样一种方式,在儿子身边陪伴他。跟那个愤世嫉俗的高傲的嵇康不一样,作为父亲,他坦白、赤诚,甚至啰里啰嗦、絮絮叨叨。
那时候,嵇绍还小,可能不记得了。桐荫初夏,竹影婆娑中牙牙学语、蹒跚学步的时候,背后那双满载着慈爱的眼睛平静地看着他,不激昂,不愤怒,平静而满足。养育一个生命是件奇特的事情,做了父亲的嵇康,对于儿子的要求不是循着他的脚步义无反顾地走下去。相反,他给儿子指明一条明哲保身之道,愿儿子做一个独立的、有风骨的人,最重要的是,做一个幸福的人。他到底还是希望儿子成为儒家的君子,而不是他自己叫嚣的“非汤、武而薄周、孔”。他又哪里是“薄周、孔”了,济世救民,本是他的梦,但他太较真,以至于和孔融一样,看见污浊的现世玷污了自己的信仰便恨得跳起来要和它划清界限。
留给嵇绍的那封《家诫是这样写的:
人无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当。量其善者,必拟议而后动。若志之所之,则口与心誓,守死无二。耻躬不逮,期于必济。若心疲体懈,或牵于外物,或累于内欲,不堪近患,不忍小情,则议于去就。议于去就,则二心交争。二心交争,则向所以见役之情胜矣。或有中道而废,或有不成一匮而败之。以之守则不固,以之攻则怯弱,与之誓则多违,与之谋则善泄,临乐则肆情,处逸则极意。故虽繁华熠耀,无结秀之勋,终年之勤,无一旦之功,斯君子所以叹息也。
……
不须行小小束脩之意气,若见穷乏而有可以赈济者,便见义而作。若人从我有所欲求者,先自思省,若有所损废多,于今日所济之义少,则当权其轻重而拒之,虽复守辱不已,犹当绝之。然大率人之告求,皆彼无我有,故来求我,此为与之多也。自不如此,而为轻竭。不忍面言,强副小情。未为有志也。
夫言语,君子之机,机动物应,则是非之行著矣,故不可不慎。若于意不善了,而本意欲言,则当惧有不了之失,且权忍之。后视向不言此事,无他不可,则向言或有不可,然则能不言,全得其可矣。
……
外荣华则少欲,自非至急,终无求欲,上美也。不须作小小卑恭,当大谦裕;不须作小小廉耻,当全大让。若临朝让官,临义让生,若孔文举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节。凡人自有公私,慎勿强知人知。彼知我知之,则有忌于我。今知而不言,则便是不知矣。若见窃语私议,便舍起,勿使忌人也。或时逼迫,强与我共说,若其言邪险,则当正色以道义正之。何者?君子不容伪薄之言故也。
……
匹帛之馈,车服之赠,当深绝之,何者?常人皆薄义而重利,今以自竭者,必有为而作。鬻货徼欢,施而求报,其俗人之所以甘愿,而君子之所大恶也。……
嵇康对自己能平安看着孩子长大似乎缺乏信心,所以留下了这封《家诫。同时在临死前把嵇绍托付给了他宣布与之绝交的山涛,而不是与他更形影不离的向秀,或者更有名的阮籍。除了确定山涛的人品无可挑剔,更重要的是,他需要给宝贝儿子找一个在这个动荡的时代有质量地活着的典范,他要嵇绍成为一个不委屈自己,也不愧对古往今来典范的男人。对于嵇康这样一个从来不浪费时间筹划安排的人,这就是他的父爱了。
山涛和嵇康最大的不同,在于他的隐忍。山涛是一个有理想却又很现实的人,他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他比嵇康更能在夹缝里生存壮大。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现实的人,他存身正,行己恭,他用实用主义的方式去达到那些高缈的理想。
嵇康去世之后,嵇绍就与母亲一起隐居。嵇绍此时是反政府的政治犯后代,不能做官。作为那个名字也不能提的人的儿子,他像是一个不存在的人,生活在光不曾照亮的角落。但山涛,作为吏部郎,在朝廷上那些动辄得咎、举步维艰的较量中,他的眼睛从没离开过那座风光不再的庄园中的孤儿。他需要一个时机,让嵇绍登上朝堂。山涛的愿望大概看上去像是天方夜谭,但这是嵇康的愿望,也是他的光荣:穷独善其身,达兼济天下。更重要的是,当司马氏已经坐稳了江山的时候,一个现实的人,该做的不是沉睡在过去里唏嘘怨恨,他要改变的是未来。由嵇绍去改变未来,远比躲在父亲的阴影里碌碌无为一辈子更有意义。
机会终于被敏锐的山涛捕猎到。司马炎上台之后,风向变了。司马炎远称不上雄才大略,不比他父亲、祖父的敏锐狠厉,更比不上之前曹氏父子的文武风流。但就是他统一了中国,给了这个国家二十年难能可贵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