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玉成守蕲州，蕲州在田家镇上游五十里，与田家镇互为犄角。

杨秀清的如意算盘是，以半壁山、田家镇为防御要点，在田家镇、半壁山布置重兵；以蕲州为外围防御据点，部署少量精锐兵力。

陈玉成号称是太平军精锐，既要阻击蕲州江面上的湘军水师，又要阻击江北湖广总督杨霈率领的绿营。他虽然甚是骁勇，却也难以同时两线作战。

唇亡齿寒。陈城守广济，与蕲州相距很近。况且，田家镇北侧江面上，还停着几百艘火军的战船呢。若蕲州不支，这些战船也难以保全了。

这湖广总督杨霈，可是陈城的老熟人了。火军守武昌时，就曾打败过杨霈，杨霈还派人劝降过陈城。后来，火军弃守武昌，杨霈抢在曾国藩前面向咸丰帝报捷。咸丰帝大喜，将原本署理湖广总督的杨霈改为实授，以示恩裳。曾国藩则什么也没捞到，只得了个兵部侍郎的虚衔。

曾国藩的部将都为这事而忿忿不平。但曾国藩委曲求全，并未与杨霈翻脸。这次出征，湘军在粮草军饷上还有赖杨霈支援，所以曾国藩特地与杨霈商量，请杨霈率绿营参战。杨霈巴不得跟在湘军后面捡胜利果子吃呢！

太平军防御重点在半壁山、富池口要塞。曾国藩主动捡硬骨头啃，让湘军走南路和水路。江北的太平军并不多，曾国藩便请杨霈走北路。

杨霈自以为捡了个大便宜。实际上，曾国藩老奸巨猾，早已侦知陈城的火军都在江北。火军是个**烦，湘军不愿与其纠缠，故让杨霈过去碰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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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霈不知情，率领着三千绿营趾高气扬地来到蕲州。他的绿营兵纪律极差，出了军营即为匪，所到之处鸡犬不宁。有时候，百姓恨绿营甚于太平军。

绿营虽属朝廷正规军，但饷银很低。绿营绿营饷章规定，马兵饷银为一等，月饷二两、米三斗；战兵为二等，月饷一两半、米三斗；守兵为三等，月饷一两、米三斗。这点钱，养钱都有困难。

湘军不是正规军，没有饷源，但曾国藩规定，普通湘军士卒月饷四两二，亲兵护勇略高于此。若湘军临阵杀死一名太平军士兵，赏银十两；活捉一名太平军士兵，赏银二十两。受伤士兵给“养伤银”，上等三十两、中等二十两、下等十两。如果阵亡，抚恤金六十两。

以晚清的购买力计算，湘军兵勇的军饷相当优厚，足以养活一大家人。湘军的训练又很严格，所以湘军战斗力相当强。

但这么高的饷银，对朝廷来说却是一笔很大的开支，户部根本拿不出钱给曾国藩。曾国藩作湘军主帅，并不愁湘军打仗，愁的却是如何筹饷，如何保证后勤供应。

曾国藩又不是督抚，手上没有财权，只能自己办厘金。所谓厘金，就是在交通要道上设立关卡，向来往的商人收税。这种行为侵犯了地方督抚的财权，受到他们的抵制。

但朝廷为了让湘军卖命，也顾不上那么多了，特批湘军可以办理厘金。曾国藩开了头，其他人群起效彷。你在这里收税，他在那里收税，商户不堪其苦。百姓也跟着遭殃，要以正常价格的数倍购买食盐、棉布等商品。

这种厘金制度也严重制约了中国近代工商业的萌芽。因为洋人的货物走海关，军阀不能在上面抽取厘金，所以价格很低。普通老百姓用脚投票，当然更欢迎物美价廉的洋货。

曾国藩首创的厘金制度毒害中国多年，直到民国时才被废止。

同样的，曾国藩也成为近代军阀的开山鼻祖，其危害较厘金又严重千倍万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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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霈的绿营招摇东下，一路都没遇到太平军，甚是顺利。到了蕲州，陈玉成在此建有严密的防线。陈玉成太平军主力都布置在长江沿岸，正在和湘军水师作战，用于和绿营作战的兵力很少。

绿营人多，却在蕲州逡巡不前。他们不敢和太平军作战，被杨霈催得急了，便驱使流民向太平军的营地进军。一和太平军接触，绿营便撤退，反抓些流民冒充太平军俘虏，向杨霈邀功。杨霈对此心知肚明，却毫无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