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英豪在家电市场发动的价格战，几乎就是单方面的进攻，收获了足够的胜利果实之后，就主动停了下来，而霓虹的厂商，就根本没有作出什么反击，而是听之任之。

八零年代的国际商战，与后世的商战有很大的区别，虽然此时全球化的进程已经开始了，但由于交通、通讯等原因，大部分公司对本土之外的市场，还没有太强的控制力，许多时候所谓的商战，不过是在隔空过招。

商战不是那种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而是在争夺商业利益，因此除非到了生死关头，商战也很少会打到眼睛发红、不管不顾的境地。

当一方发现继续打下去，损失的可能会更大的时候，往往就会主动的停战。

霓虹厂商主动避战，没有进行任何的反击，固然有衡量之下，觉得与英豪战下去没有胜算的因素，同时也是因为更大事情，吸引走了霓虹厂商的注意。

这也是陈兵选择在这个时点，去突袭霓虹家电的原因，外围会有更大的事件，牵扯住霓虹厂商的注意力，使得他们一时无暇顾及内地这点小生意。

霓虹与灯塔在半导体领域的摩擦这几年愈演愈烈，灯塔在去年就启动了301调查，并与霓虹展开了多轮的谈判，以求解决他们的半导体产业争端。

经过一年多的较量，霓虹的通产省终于与灯塔签订了那个历史上著名的美日半导体协议。

这个协议的目的，就是限制霓虹半导体产业的发展，遏制霓虹对灯塔半导体产业的冲击。但从协议内容来说，其实约定并不算复杂，而对于条款的描述，也颇为模糊。

根据这项协议，灯塔暂时停止对日本企业的反倾销诉讼，作为交换条件，要求霓虹政府促进企业购买灯塔生产的半导体，加强政府对价格的监督以防止倾销。

霓虹同意设置6个品种的半导体产品对灯塔及第三国的出口价格下限，不再低价倾销芯片。霓虹还同意开放半导体市场，目标是到1991年，外国公司在霓虹市场的份额达到20%。

如果仅仅从这个协议的内容来解读，虽然协议中带有着非常明显的不公平性。但其实早在这个协议之前，灯塔和霓虹在纺织、家电、汽车等领域都有过贸易争端，最终也大多以签订一些类似的协议来收场。

如果说，因为这样一个措辞含糊的协议，就能够让霓虹如日中天的半导体产业，就此不断衰落，却明显有些夸大其辞了。

美日半导体协议本身，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标志。代表着灯塔对霓虹的经济政策，从全面扶持开始转向全面打压，而自此之后，灯塔开始向霓虹套上了重重的枷锁。

可以说，过去三十年霓虹经济的快速崛起，是灯塔大力扶持的结果，而霓虹进入“失去的三十年”，正是因为受到了灯塔的全面经济打压。

就在这个协议签订仅仅半年之后，灯塔就以霓虹没有遵守这个半导体协定为由，对霓虹的芯片、计算机等一系列电子产品，征收100%的惩罚性关税，并否决了霓虹富士通对灯塔仙童公司的收购案。

与惩罚性关税同时到来的，还有对霓虹领导企业的定点打击，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东芝机床事件”。东芝机床事件的详细过程这里就不多费笔墨了，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查查看。

表面上看，东芝机床事件是机床行业的案子，与电子半导体没有直接关系，但东芝可是霓虹半导体产业真正的龙头企业之一。

灯塔不仅借着这次机床事件，逼迫霓虹逮捕了数个东芝的相关高管人员，迫使时任的东芝集团董事长和总经理辞职，而且逼迫霓虹的时任掌舵人，亲自前往灯塔道歉。

而对于东芝的直接制裁，也具有很明显的恐吓性，不仅取消了原本灯塔与东芝的大量贸易合同，而且对东芝的多种产品，实施了禁止向灯塔出口2-5年的惩罚。

后世东芝逐渐衰落，并最终被整体并购，有不少的评论都把东芝衰落的起点，定位在这次机床事件上。

历史上，80年代后期开始，东芝的家电产品是进入内地最为积极的公司之一，那句“TOSHIBA，TOSHIBA，新时代的东芝”的广告词，能够成为内地经典记忆的背后，是东芝失去灯塔市场之后，不得不寻找新的倾销地。

灯塔对异己的打压，是有一套很成熟的系列手法的，对一些冒头的企业或个人，进行杀鸡儆猴，是灯塔很熟练的操作，这次东芝机床事件，东芝恰好撞在了灯塔的枪口之上，成为了那只被杀的鸡。

更加重要的是，霓虹的当家人在灯塔的一系列打击之下，确实是被吓住了。

霓虹半导体产业的快速崛起，背后与通产省一系列的支持政策是分不开的，而在此之后，霓虹的通产省在半导体方面，再也不敢主动引导霓虹半导体企业去与灯塔竞争。

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之后，霓虹的半导体产业彻底丧失与灯塔进行对抗的勇气，开始走向缓慢的死亡。

历史上，霓虹在半导体领域，最后一个有影响力的发明就是闪存，从此之后几乎再没有听到过霓虹在半导体领域有过什么特别有价值的创新。

至于1992年那个蓝光LED，其实很大程度是一个意外，当时发明这个产品的日亚化学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发明人中村修二更是根本不受重视的最低级的研究人员。而最终这个中村修二也放弃了霓虹国籍，去了灯塔。

宏观一点看，这次霓虹与灯塔的贸易冲突，其实是霓虹想要摆脱对灯塔的依赖，而做出的一次尝试。只不过结果是霓虹被劈头盖脸的胖揍了一顿，并彻底失去了带头大哥的信任。

几年之后，霓虹出现了一本很著名畅销书，叫《霓虹可以说不》，其实就是这种思潮的反应。这本畅销书的主要内容，就是呼吁霓虹在经济、产业等各个方面，都应该敢于去对灯塔说不，更加的独立自主。

而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就是索尼的创始人，盛田昭夫，只不过在这本书的官方译本上，从来没有敢署上盛田昭夫的名字罢了。

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大幅升值，带来了短期巨大的财富效应，不仅霓虹本土的地产等一系列有金融属性的资产在大涨，而且霓虹的不少资本也跑到了灯塔去收购了大量标志性的资产。

80年代，霓虹的经济实力是相当强大的，这就给不少霓虹人造成了一种错觉，认为霓虹能够摆脱对灯塔的依赖，真正的实现崛起。

只不过这种建立在金融领域上的繁荣是没有根基的，随着霓虹地产泡沫的刺破，失去的三十年就此正式到来，此后霓虹讨论的话题，再不是什么摆脱对灯塔的依赖，而是如何让霓虹的经济应付衰退，恢复增长。

霓虹经济以美日半导体协定为标志，出现了急剧的转向，这里固然有灯塔极力打压的因素，但霓虹本身经济体系的弊端，同样是不能忽视的因素。

霓虹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财团体制。

这种财团体制在霓虹前三十年的增长中，可以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在霓虹经济下滑的过程中，同样需要承担巨大的责任。

霓虹的财团体制，可以使得霓虹的资本得到非常有效的集中，在霓虹建设工业基础的时候，这种资本的集中运用是极为高效的。

尤其是在60、70年代，灯塔在有意扶持霓虹，向霓虹输出了大量的先进技术，这些引进的先进技术与霓虹高效的资本结合起来，实现了霓虹经济规模的飞跃式增长。

霓虹的科研能力很强，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但霓虹的科研特点，是擅长于渐进式的创新，可以将许多的工艺细节做到极致。

这当中最经常被媒体提到的，就是霓虹的所谓“工匠精神。”然而这种夹杂着“工匠精神”的科研模式，其实是在沿着既有的技术路线，在进行不断深入。

在颠覆式创新、或开创式的创新方面，却没有任何的优势，甚至可能会成为禁锢创新的力量。

霓虹的所谓“工匠精神”，其实与霓虹的财团体制，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霓虹的大财团，几乎把控了霓虹经济的方方面面，而那些小的公司，只需要去对这些大财团进行配合，成为整个经济结构中的一个小小螺丝钉。

当那些小的公司，没有什么真正的自主权，只能凭借“工匠精神”，成为大财团的赚钱机器时，其实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就受到了极大的束缚。

而在东芝机床事件之后，东芝成了被宰杀的鸡，其余的几乎所有的霓虹财团都成了被吓到的猴子。

这些财团掌控下的霓虹的半导体产业，已经不敢去与灯塔进行对抗了，甚至可以说他们在主动放弃半导体领域，转而在半导体更上游的设备、材料领域，去寻求生存空间。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霓虹财团的决策是相当“聪明”的，放弃了半导体制造这一领域，避开了与灯塔的巨大冲突，而在更上游的领域，他们却保住了相当一部分的利润。

只不过，没有了完整的产业链，霓虹的这些半导体设备、材料业务，就只能依附在了灯塔的主导的全球产业链之上，再没有了独立自主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