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后期，腐败十分严重，军中什么都可以靠钱来买。军中有钱者可以“买闲”，比如搞急行军几十公里之类，太累体能吃不消怎么办?没事，只要你交钱就可以免于训练，呆在军营里睡大觉，或是逛窑子都可以。

买荣誉也可以，你说你当兵想拿个什么荣誉证书，向父老乡亲炫耀一下，可是自己又没有做出什么成绩、立过什么军功怎么办呢?没事，只要你交钱就发给你。买官也没问题。“总兵”“副将”参将”、“守备”之类，都有价码，你要是会溜须拍马，舍得下血本，在军中混个一官半职的，并非难事。

明初为保证军队的供给，减轻百姓负担，朱元璋借鉴历史经验，推广屯田制，“以军隶卫，以屯养军”，“官俸兵粮皆于是出”，起初效果不错，基本解决了军队的给养问题。可是后来，屯田被皇室、勋戚、军官们吞并，终致毁坏，只能依靠政府财政养兵，加剧百姓的负担。结果，明英宗时，“侵占屯地4100余顷，递年不输子粒”。

至于军官克扣士兵粮饷，就更多了，朝廷发给士兵的军饷，军官都要雁过拔毛，有时候毛拔掉一半，士兵穷困得跟叫化子似的。叫化子军队连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了，还能保得了朱明王朝的性命?笑话。

另一方面，对那些因为饥饿而逃跑的士兵，军官并不阻止他们逃亡，反引以为利，有时故意惩罚士兵，逼他们逃跑，这既可贪污军饷，又可向逃亡士兵索取贿赂。在这样的苦役盘剥之下，士兵们较好的出路是逃亡。等朝廷真要用兵开战时，皇帝拿着花名册一看，满以为是百万雄狮，其实早就被军官们掏空了。

一伙六七十人的日本鬼子，竟可以在大明境横行数千里、八十多天，杀死杀伤大明四五千人，连御史、把总、县官都被杀死，可想而知，当时军队的作战能力何其低下，甚至连乡勇都不如。事实上，戚继光、俞大猷等人招募的乡兵乡勇，组成“戚家军”、“俞家军”，比国家正规军还有战斗力，为平倭的最终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满军入关的时候，只有八万五千兵力。汉族的兵力是多少呢，李自成的铁骑部队有一百多万，加起来汉族的武装力量在四百万人以上。可是八万人打四百万人，却如入无人之境。因为你腐败了，四百万人也就是一堆臭肉，不腐败，八万人也能变成一把剁肉的刀。

将领们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和地位，采取了自养家丁的办法。他们把克扣来的钱财拿出一部分，豢养一小批经过挑选的士兵，给予较好的生活待遇和马匹器械等装备。这样，到了关键时刻，家丁就成了将领邀功的王牌或逃命的盾牌。

家丁制度是明朝后期军政败坏情况下出现的一种畸形产物，它标志着官军逐渐由维护整个地主阶级统治的力量，蜕变成为将领们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所以明末官军在总体上十分虚弱，又能看到那些军阀们在个别场合，还是可以拿出一批亡命之徒来孤注一掷。赫赫有名的关宁铁骑最后就是这个样子。

崇祯年间，索饷哗变，就成为明末军队中的“主旋律”。后金的士兵抢劫是其头目公开鼓励提倡的做法，明朝无力控制抢劫，国家对勤王的部队没有钱发军饷，士兵只好在附近抢劫来解决问题。例如辛苦来勤王的山西总兵张鸿功，山西巡抚耿如杞以渎职不能约束军队的罪责，被逮捕下狱，率领来的几千名勤王的精锐士兵，看见巡抚和总兵都被抓了，于是哄然奔散，成为造反大军的重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