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有车驶了进来，在坑洼的石头路上留下两排潮湿的轮印。

今夜广告牌依然没亮，树木静默的令人不安。

今天无具早早回了家，写完日记却已18点了。他吓了一跳，匆忙起身开始打扫起房间卫生来。他住的是老式小区，屋子是一居室的手枪房型。开门是条窄廊，左侧的厨房挨着洗手间，再往里就是卧室。没有阳台，粗看有点类似酒店的格局。

无具很久不理屋子了，今天有点手忙脚乱。他先找了两个红酒杯出来，再拿了块厨房的抹布，将窗台、台灯、书桌都擦了一遍。

房间太小了，他使劲将床朝窗台推了二十公分，又将两个床头柜拼到一起，才勉强腾出一个可供两人吃饭的区域来。但这样一来空间是有了，床下的灰尘和陈年垃圾也都暴露出来。于是他又去找拖把，蘸湿后先拖了厨房再拖卧室，搞的卧室地板被弄的满地油腻，滑的可以溜起冰来

搞完这一切已经19点，他随手拿了换洗衣物想去洗个澡，才发现自己竟一直戴着林为零的面具。正想着要不要摘掉面具，门铃响了。

“来啦！！”他应了一声就去开门，手里还抓着以前张堂穿的内裤。

门外，千秋一手拎着一个大塑料袋，一手拎着四大杯饮料道：“对不起我来晚啦。以前最喜欢的奶茶店不开了，我绕了好远才买到。”

无具嗯了声想去接手，才发现手里还握着内裤，只能尴尬地朝裤袋里随便一塞。

进屋后千秋将买来的熟食依次打开放在床头柜上，无具见帮不上忙，忽然灵机一动，打开了主持电台时用的音响，循环播放起了柔情的歌曲来。

“这音质真好听啊”千秋赞叹着，顺手开了杯奶茶递给无具。

“那个”无具接过奶茶，有点别扭地说，“你能不能换张面具？”

“什么啊？”千秋愣了下才反应过来，笑着反问，“你要落白的吗？”

无具点点头又连忙摇头：“不换也可以的，就这样也行。”

“哈哈！”千秋一笑就撕掉了面具，原来千秋面具下的就是落白，“你不说我都忘了，那你要戴青焰的吗？”

“啊，可是青焰的伤还没治呢。”

“哦对，那你先把青焰的面具给我。”

“先吃饭，先吃饭吧。”

“那好吧。”

10月的天气虽然不冷，但还是不乏凉意。一居室的窗缝开的很小，两条淡色的窗帘轻轻垂在两侧。窗外那座煞风景的大广告牌今夜没亮，屋子里只有简单的台灯暖光和时不时轮替的情歌。

两个拼凑的床头柜边，林为零和摘下了千秋面具的落白畅所欲言。这是个最简易的餐桌，却包含着一个家庭的全部元素。

五道小菜，四杯奶茶，三张面具，两个人，一场真诚。

“我们喝点酒吧？我有好的红酒。”菜吃到一半，见落白的第一杯奶茶刚好喝完，无具轻声提议道。

“好啊好啊，但我喝不多哦。”

无具应了一声，起身拿起书桌上的红酒杯才发现根本没洗，里面攒了不少灰尘，只好先拿到厨房去洗，让落白先等着。

落白闲来无聊，跑到书桌东看西看，发现了几样新奇的东西。除了功能较多的音响控制台，她还看到了一本名叫张风林的日记、一叠写着石光奶茶的商标贴纸、还有一瓶她看不懂名字的药瓶。

“无具啊。”落白看着这些东西，回头问道，“可以和我说说这都是什么嘛？”

接下来的时间里，无具有过一段小纠结。他本能地想对落白隐瞒一些事，但仔细一想，落白早就对他袒露过她的故事，也一直都在毫无保留地帮助自己。哪怕这次上门索要青焰面具和铁盒，其实也是为了保护自己

重新坐下后，无具给落白斟了两口红酒，自己斟了大半杯。放下酒瓶，他对落白慢慢说道：“那本张风林是我的日记。我有三张面具，一张叫张堂，一张叫风桨，还有张叫林为零。哦就是我现在戴的这张，我是石光奶茶店的老板，9月12日我在店里还见过你一次。”

“噢，好像有一点点印象的”落白并没把这些当回事，又夹了一小筷子芹菜到无具碗里，“那个咖啡色的小瓶子呢？里面是药吗？”

“那个药瓶”无具不禁转过身，看着身后那个摆在最里面的小药瓶。那是他最不想对外人道说的故事，但是今天

音响里传出半新不旧的情歌，刚巧它正从头唱起：

没勇气对你诉说故事，没勇气同你回顾旧时。我是懦弱之子，在醉后相思。

噩梦醒来是更糟糕，美梦醒来亦非甜美。遗憾总在如此，于回忆里固执

“我9岁的时候”无具说着便斟满了酒杯。对他来说，这是第一次对人撩开心头往事，“和一个好朋友互换过面具”

情歌仍然轻轻唱着，副歌部分出奇的顺口：啊三张面具，我可能要换种格式，再爱一次。

我9岁的时候，和一个好朋友互换过面具。他叫阿铭，当时是我的同班同学。

风桨这张面具有先天疾病，常年卧床。我和阿铭聊的来，就策划互换面具，我替他上学做功课，他替我卧床吃药。

没想到后来他真被当成了风桨，而我却被阿铭父母看作是得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

落白，你知道对孩子来说被全世界误解的可怕吗？我以为只要说出真相，误会总能被解除。但当精神科医生不断加大用药量，阿铭的父母没日没夜地哭泣时，我能做的只有重新思考撒谎的意义。

如果谎言能让所有人都好过一些，那为什么不撒谎呢？

那天，在手臂被注射进一大管蓝色药剂后，我承认了自己是阿铭的事。于是医生终于作出诊断，他在一大张纸上，列下至少11种我看不懂的精神疾病，并开始向阿铭的父亲要钱。

我本以为这是噩梦的结束，可从第二天开始，阿铭母亲红肿着双眼，推着一辆崭新的小推车进屋，上面装满了大半车我从未见过的药物，我才知道我的童年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