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有个三不管云南有个红河甸。

法国人修的滇越铁路在春天时通了车，自昆明城到安南的河内，乌黑的火车头发出尖锐的呼啸声在崇山峻岭间穿梭。蒙自开关二十一年大清国的邮政局、税务司日本人协理的陆军讲武堂还有德国人设计的石龙坝发电站都如雨后春笋，在云南建起来了。

火车出了山岭进了城镇车站逐渐密集走走停停的，终于到了碧色寨。街上汉人之外还有彝族打扮的黑头布，绣花大襟衫拖地裙，背了箩筐沿街叫卖，也有洋人在洋行外等包车将怀表瞧来瞧去。

宝菊和令年在碧色寨下了车满耳涌进来的都是云南土话，两人都有些发懵。令年是特意乔装打扮换了浅蓝竹布衫黑纱裙，头发也挽了髻，可她那洁白的皮肤被当地百姓的黑脸庞一衬，是格外的显眼。她在车站外停下来支使宝菊：“你去雇两辆马车。”

宝菊扮的好脾气丈夫，被她指挥了一路，早习惯了，便顶着大太阳去外头找马车。他语言不通，比手划脚的，怕被当地人骗，还特地去找洋人验证了一番，最后领着两辆牛车来了，前头车辕上坐着个赤脚的汉人老车夫，辫子盘在头上，一脸的老实巴交。

令年不满意，“不是让你雇马车吗？”

宝菊道：“去马车行问了，听说要去思陀甸，他们都不干，说那边是彝族寨子，寨民凶得很。”

火车站旁边的客栈里，走出一队队马匹，驮着沉甸甸的货，脖子上的铃铛叮叮响。令年往客栈门口一指，说：“那不是马吗？你去跟他们买两匹，换马来拉车。牛车走得太慢了。”

宝菊耐着性子道：“那些马帮是要去安南贩盐和大米的，他们也不肯卖。”说话间，马帮已经经过了他们，沿着铁路线，不紧不慢地往南走着，有火车呼啸而来，他们就“吁”一声，停下来，张望几眼。

老车夫见这两人只顾说话，不耐烦了，把烟袋从嘴里取出来，催促道：“克哪尼哇？”

“等哈。”宝菊用蹩脚的土话回了他一句，问令年：“不坐车，那就走着去？”

碧色寨到红河的思陀甸要两百多里地，得走个一天一夜。令年不得已，只能走到牛车前，一阵臭烘烘的味道，她捂住鼻子，问：“这车拉过什么的？”

老车夫听不懂，宝菊故意说道：“大粪。”自己先爬上了车。

令年犹豫了一会，也上了车，命令宝菊道：“把你的包袱给我。”

宝菊不明所以，把包袱给了她，说：“里面就两件衣裳。”却见令年把包袱往车上一放，坐了上去。宝菊不好硬从她屁股底下抢包袱，只能忍气吞声，招呼两名随从上了后面的车。路上，两人都闭紧了嘴不说话，一者是快到杨金奎的驻地，难免紧张，二者也是旅途上彼此都积攒了些怨气，索性互相不搭理，只听着车夫把烟袋抽得吧嗒吧嗒响。

快天黑时，车夫无论如何不肯再走了，怕把牛累坏，宝菊只能答应在村子里的汉人家借宿一宿。老车夫去喂牛，宝菊反复数了十来个铜钱，给这家里的男人，走进对方特意准备好的“客房”，却为难了，这客房也太简陋了，没有桌椅板凳，也没有床，就用木板搭了个大通铺，地上放着一盏油灯，把土墙熏得黑黑的。

两个随从哪好意思和小姐同宿一室，忙说：请小姐歇在房里，他们在门外坐一宿就行了。只有宝菊没吭声。

令年已经累得话都不想说了，一屁股坐在通铺上，叫随从们进来：“都在房里睡吧，明天要进寨子了。”

两名随从谢过令年，把自己被褥远远搬到角落上。留下偌大的地方，是给令年的。宝菊则把包袱往中间一放，算是给自己占了个位，然后便取了件干净衣裳出去，不知躲在哪里换了。等令年缓过来，见自己的脏衣裳也被他拾走，随便搓洗了几把，在外头晾了。

这一路危险，不好带婢女，宝菊倒是能顶两个阿玉。

令年很感激他，连抱怨也不好意思了，听宝菊叫她起来，便忍着疲惫，坐起身来，见宝菊又不知从哪里变出一张干净的土布床单，铺在她睡的地方，只是脸色不好看，大概还在记恨她拿他的包袱在牛车上垫屁股。

令年讪讪的，说：“不用麻烦了”

宝菊说：“有虱子，你不怕？”

令年立即不说话了。她帮不上忙，只能垂手在旁边看着。宝菊才把床单铺平，外头就叫吃饭，宝菊又反复数出几个铜钱，给了屋主。令年怕晚上要解手，只说累了，便合衣倒在了通铺上。这一闭眼，就睡了过去，再醒来时，眼前漆黑，角落里是两道沉重的呼吸。她没有吱声，隔了一会，眼睛适应了黑夜，见宝菊离自己一臂远，躺在中间，把她和两名随从隔开了。

他的呼吸很轻微，还翻了个身。令年知道他没睡着，手在通铺上摸索了一下，轻声说：“怎么没点灯？”

宝菊躺着没动，说：“点灯费油，要钱的。”

这一路上，他还兼任账房。令年有些惊讶，“咱们没钱了吗？”

“不是，”宝菊反正也睡不着，便多说了几句，“他们都习惯了节省，你半夜还点灯，别人知道你有钱，难免要起坏心。”

令年这才明白，他刚才数钱时为什么还作出那副吝啬的样子。老车夫为了省借宿的钱，是睡在牛车上的。这个地方真穷啊。令年悄悄叹气，又问宝菊：“你什么时候学的云南话？”

宝菊和车夫及屋主都说的云南土话，自知口音很拙劣，因此惜字如金，这会夜深人静，畅快了不少，便说：“我哪会云南话？是一路坐火车听别人讲，胡乱学了几句。在这里说外地话，别人也要起坏心的。”顿了顿，他还说：“所以你最好不要开口。”

令年疑心他叫她装哑巴，是有公报私仇的意思。她憋了一会，说：“你怎么那么怕被人骗？你以前经常被骗吗？”

这话头一提起，宝菊没情绪了，闷闷地说声“嗯”，便转过身，假装睡着了。谁知又感觉到令年在身后摸来摸去，他浑身不自在了，问：“你摸什么？”

令年的声音很轻：“你把那个给我。”

宝菊意识到令年是在找枪。他当她是怕枪在包袱里不安全，便说：“在我身上，没事。”

“给我。”令年说，“你是男人，他们会搜身的。”

宝菊顿悟，把手伸进怀里夏天衣裳单薄，他还怕露了行迹，特意穿了好几层，热得浑身大汗。借着夜色，把手枪推到令年面前。令年接过来，沉甸甸的压手，上头还有点汗渍。她心里砰砰直跳，也顾不上嫌弃了。

宝菊问她：“你会用吗？”

“不会。”令年把枪收起来，学他的话，“到时候就会了。”

宝菊无话可说。他这一路，一会觉得自己心里有底，一会又没底，也有些惴惴不安。两人都是毫无睡意，盯着漆黑的屋脊发起呆来。

老车夫还急着要回蒙自去拉粪，半夜鸡才刚叫，又把众人招呼起来，继续埋头赶路。在大大小小的坝子间爬山涉水，从黎明摇到晌午，眼见的只剩彝人了，车轮碾着厚厚的草甸子，蜿蜒的红河绕着村寨，沿岸的土也被河水浸透了，潮湿闷热，是赤红的颜色。快成熟的玉米在一棱棱的梯田里半青不黄地摇曳着。

老车夫停下来，不走了，前头山坳设了寨栅，有彝兵背着枪，在岗哨上懒洋洋地踱着。令年忙把顶在头上遮太阳的衣裳扯下来，宝菊脸色也严肃了，几人不约而同地紧张。见到真刀真枪的彝兵，前面有惊无险的旅途就成了铺垫。

宝菊下意识地往腰里一摸，才想起防身的家伙昨夜里交接给令年了。他扭过头来看她一眼，干巴巴地说了句俏皮话：“要进土匪窝了。”

他们自上海启程时，康年就给杨金奎发了电报。杨金奎十分得意，估摸着令年快到了，便把自己的爪牙派了出来，在蒙自关口盯梢。他原本的估计中，要么是于三小姐凤冠霞帔，敲锣打鼓地来结婚，要么是于康年勾结云南驻军，杀气腾腾地来剿匪。他提早察觉了，也好筹划应对之策。

可等来等去，既不见于家来送亲，也不见官兵来剿匪。杨金奎便犯起了嘀咕，疑心是于康年诓自己，行的缓兵之计。

他这个人报复心奇重，当初在上海，被于慎年指使黄炳光查抄私土，关了半个月的号房，于是他把慎年绑来后，也扔进思陀甸土司府那不见天日的后衙，关了整整十五天。第十六天一早，他叫人把俘虏放出来，还允许慎年先洗漱了一番，免得被下人看见了，说他虐待妻舅。

慎年用手巾擦去脸上的水珠子，半个月了，头一回见天日。他不动声色地打量着周遭。这土司府大约是客栈改的，后衙是三明两暗的五开间，前头大厅做了公堂，两侧各一排给彝兵住的厢房。兴许还赁给药贩子住过，墙上狗皮膏药似的贴了七八个广告，不是“包打胎”、“保生男”，就是固精壮阳之类的。

杨金奎在自己的窝，怎么舒服怎么来。他辫子既然接不回去了，索性也剃了头，发茬子才长出来短短一截，平日又穿的短打，袖子和裤腿都挽得老高，一边摇蒲扇一边吃西瓜，活像个老农民。为了接见俘虏，他特意换上了鲜亮的绸衫，在公堂上正襟危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