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星期六陶小夭跟着姑姑姑父表哥表嫂回到家，感觉心情一下特别地舒畅。

她把买回来的东西都交给了妈妈，另外还交给妈妈500块钱。

妈妈收下东西又把钱锁进箱里，便去招呼姑姑姑父他们了。因为大伯家做寿，他家客人太多，所姑姑姑父便住在我家。

大伯早些年在人民公社工作，当过几年副社长，后平调县里，先后在几个部门任过职，但“副”字始终没抹掉。没拧“正”也有没拧“正”的好处，遇着好事办一办，出了大事推一推，省得担责操心。反正领导有甚他有甚，喝酒吃肉都有份。

大伯调到了房管所，如愿以偿当了一把手，不过房管所是计委的二级单位，大伯明升暗降，属于括号干部。

对组织上的使用，大伯自有看法，去房管所上任时，计委主任在职工会上介绍，说大伯到房管所上任，仍按副科级待遇。大伯插话，“房管所是名副其实的股级单位，我充其量就是个股长，股字还是屁股的股。”大伯的幽默引得下面哈哈大笑。

别小看大伯这个“股”级干部，羊粪珠珠打炭，大小也算一颗圪蛋，全县公有住房的管理和分配都归他管。

小松是个快二十四岁的人了，因房子问题，婚期一推再推，父母急得团团转。我曾多次向领导申请，但由于房源紧张得不到解决。

听说大伯调到了房管所，小松满怀信心走进了大伯的办公室，因为小松和大伯不仅有一层老乡关系，还有一层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亲戚关系，大伯是我二婶两姨的姑舅哥哥，因此，大伯属于“叔”字辈。

一进门，看见大伯坐在那把交椅上，嘴里噙着一根烟，面前放着一杯茶，小松手里拿着一张报，进门后，我很有礼貌地尊称道：“大伯！”

大伯眼皮向上一翻，从眼镜上面的缝隙里看了我一眼，嘴里“嗯”了一声，只说了一个字:“坐”。

看到大伯这幅似理不理，冷若冰霜的面孔，才体会到人们说的正确，顿觉心里凉了半截。勉强将我的困难说了一遍，大伯只管看报、喝茶，连眼皮都懒得再向上翻了。

小松说完后，二伯半天才慢悠悠吐出两个字：“没房。”

看着大伯这幅姿态，一股无名之火油然而生。但小松转念一想：求人办事哪能理直气壮，既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我强压怒火，勉强恳求道：“陶所长，我工作也好几年了，父母亲为我的婚事着急得一筹莫展，你看能不能想点考虑!”

这时大伯放下手中的报纸，摘下架在鼻垂上的眼镜，不耐烦地从椅子上“腾”地站起，我满怀希望，没想到大伯口气更加生硬，用无名指敲打着桌子，劈头盖脑训斥道：“你怎么年轻轻的这么罗嗦，没房就是没房，我又不会造房，有什么考虑头，不相信你找政府去。”

听到此时，小松再也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口气也变得有点生硬：

“找政府？找政府要你们房管所干甚？”

“政府不给拨款，我不会造房。”大伯摆出了他的理由。

小松说“不管会不会造房，你不应该这么讲。”

“我怎么讲，实事求是嘛，没房就是没房。”

“没房？你们怎么有房，轮到我就没房了？不仅你们有，连你们的儿子也都住上了好房，怎么解释？”

小松一鼓作气把憋在肚子里的窝火，一古脑儿地全部倾泻到身上，气得大伯直抖，喊叫道：“谁的儿子住了好房？你今天得说清楚？”

这时房管所的其他职工听到我们吵闹都跑来看热闹，凑红火。有的职工故意起哄道：“后生，你说话可得负责任，谁的儿子住了好房，你得给大家说清楚？”其他人也故意说：“对对对，话可不能胡说。”

其实，对大伯的做法大家也是褒贬不一，多数人对他很有意见，话里话外都想让小松把这个窟窿捅破。

（2）

借此机会小松也豁出去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截了当，一针见血就挖到了大伯的烂处。“我当然要说清楚啊。”小松故意把声音拉得很长说道：“你儿子的住房是哪来的？哪有老子走了儿子住的规定？”

小松这一问，像揭了疮疤一样，疼得大吼道：“你别在这血口喷人，胡说八道，那是组织上同意的。”

“组织上同意的？”

小松反复咀嚼着这句话的用意。原本这句话是非常正确的，现在却成了这些人用来推卸责任的法宝。就像一颗没边没际、没楞没角、没抓没拿的刺猬，你想上去咬一口，都找不到下口处。

“这是哪个组织同意的？那个文件上有老子走了儿子住的规定？”小松一点也不退让。

那是去年冬天的事，大伯的大儿子要结婚，却没有房子，急得大伯也是团团转。

大伯原在计委任副主任，机构改革开始，计委几个头头年龄都在四十岁以上，如果原班人马不动，年龄降不下来，年轻干部就提不上去。正好房管所有一个空缺，县委几次研究，大伯几十年来大错没犯，加之又不到退居二线的年龄，文化虽然不高，也捉不住放下去的把柄，就这样大伯理所当然，趾高气扬地来到房管所任了一把手。

这一调整，正好解决了大伯的燃眉之急。上任之后他马上在房管所要了一套住房，他原来那套住房就留给儿子结婚用了。

离职时他把计委几个头头请来吃喝了一顿，酒足饭饱之后大伯提出了最后一次要求，计委几个领导也就顺水推舟，送了一个人情：“唉，老领导，房子虽然是计委的，但还是由你掌管，你说了算，我们没意见。”

“这便是所谓的“组织上同意的。”

这样既不在计委工作，又不在房管所上班的儿子便名正言顺地住进了父亲那套一进两开八十多平米的房子里。

后来，群众对大伯这一作法意见较大，反响强烈，县委、县政府对群众反映的这些不正之风，要求进行自查自纠。在一次县委召集的环节干部会议上，大伯做了一番自我检查，并承诺要按照县委县政府的要求尽快将儿子的住房腾出来。

大伯嘴上是这么说，心里却另有打算。于是他通过各种关系，把儿子调到计委。就这样这件事情不了了之。这套房子理所当然，名正言顺“屋”归原主了。

这时，大伯心里虽不好受，但表面装得却一本正经，洋洋得意地反问我一句：“我的儿子不也是计委的干部吗？有什么问题？比这严重的事多着呢，你不服可以到纪委告去！”

这时，房管所的另一位领导进来，见我们僵持不下，便把小松拉到他的办公室，给我解释了一番，最后答应“研究研究。”

后来遇上了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时代，小松这个穷小子念了两年成人大专，被称其为“知识分子”，毕业后提任组织部副部长一职。

有一天，大伯突然来到我家，一进门便惊讶地说：“啊呀，松部长，这就是你的家呀”？然后他环顾四周非常关切地说道：“这房太危险、太窄憋了吧”。然后双手一摊：“你看看，你看看，我们有些工作人员也真成问题，这是我的失职，我的失职……”

大伯这时把责任全部归于自已。小松心里不觉好笑，便吩咐老婆：“陶所长第一次登门，不管条件好赖，你给咱们炒两个菜，我和陶所长喝两盅”。

大伯见小松这样，也没加阻拦。三杯下肚后，大伯的话匣子又打开了，他端起酒杯在炕上跪了起来说道：“老哥过去有些事情做得有点过分，对不起！”说着便把腰一弯，头一低，双手把酒盅举过了头。

本来大伯比小松大将近二十岁，还是我的长辈，小松刚当了个副部长，充其量不过是个兵头将尾的副科级。大伯的工龄也快有我年龄大呀，这样恭维已经让我很不自在，大伯对小松又左一声“部长”、右一声“领导”，让小松非常难堪。

（3）

临走时，大伯悄悄对小松说：“最近畜牧局陈局长马上要搬家。松部长不嫌旧的话，你就搬过去。我马上派人维修维修，等下一年盖起新房，一定给你一套。”

不长时间，小松便举行了乔迁之喜。

大伯典着个大肚子前来“祝贺”。一进门大伯两手合抱，头一点一点的，脸上呈现出像完成了一件光荣使命似的，那种喜悦的神色。

小松说“多亏陶所长的帮忙”。

“话不能这么说，这是我们房管所应尽的义务，也是领导干部应该享受的呀”！大伯在说这话的时候，声调拉得很长，给人一种甜丝丝的感觉。

是啊，“应尽的义务”、“应该享受的呀”！小松感慨万分地长吁了一口气，这时也只有在这时，小松才真正体会到了“官”的“威力”和“权”的“伟大”！

“三星照你，四季来财，一定你输……”房间里回荡着高所长猜拳行令的洪亮声音。

“哈、哈、哈，”大伯一声嘹亮清脆的声音”你输了，把这六杯酒喝完。

小松今天一高兴，端起六杯起仰起脖子一口一杯。

（4）

大伯之后常说：“咱们都是陶家祠堂的后人，以后不管走到哪里，一定要记住自己的祖宗，常回去填填土、上个香、点个纸的就好。

他还跟我们说起更久远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