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结束后的十来天，难民迁徙的脚步赶上中元节回乡的浪潮，我们负责维持社会运转的学生，夜以继日地重复战争期间所做的事：帮助人们将停运的火车和电车重新发动起来，搭建能容量尽可能多难民伤员的临时庇护所。负责科研的高材生，因为战争的结束，一时暂停了所有工程，放了几天的假。我们就没有这样的福利了。但也没感到遗憾，毕竟我已经被放假给放怕了。

大约半个月后，应急措施全部完成。社会上的情况虽然依旧糟糕，但能做的事已经不留余力地付诸于行动，接下来，只能在等待中慢慢恢复。少有闲暇的关工大，就我们这些因战争而在学校多待了很多年的学生，做了讨论和安排。

除去有工程尚未完成以及还有技术潜力的学生，被请求留校继续从事通讯、电子等轻型工业研究以外，其他学生几乎统统收到了“逐客令”。这个结果并不出人意外，战争持续了那么多年，学生与学校早已相看两相厌了。没有要求留下的学生中，60会被安排进入与研究生时期所修专业相关的行业，并且由于科技是眼下最为迫切需要的东西，这60的学生会被要求定期返校进修。对于这样的安排，多数学生没有提出反对。根据官方和非官方统计的伤亡情况，关工大的学生心中多少有些劫后余生的感慨，把能继续从事工业视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当然，申请离开的也有将近四分之一，学校没有挽留。最困难的时间，能与这所学校、这一届的学生一起渡过，终究也是情分一场。

但是，从学校到入职的衔接过程需要一段时间，学校给我们安排了三个星期的假期，让我们回家好好探亲。然而事实是，没有毕业、还在读本科的学生也被放了假。这背后的原因，我们心里清楚。饥荒的浪潮已经蔓延全国，无法提供给我们最基本物资的关工大也被迫做出了停课的决定。名义上是探亲，但事实是这三个星期，需要学生自己去逃荒。这也是颇为无奈的事，不过能说出停课期限的关工大，相比于众多宣布停课以后就没有了下文的大学，已经算得上实力出众了。

“逃荒”前的日子里，固然也存在物资匮乏等诸多严重的问题，但社会上的氛围，与我八月上旬和知念返乡时所看到的，已有了极为显著的区别。“什么结果都无所谓了，我只希望它赶紧结束。”早在我出医院的时候，就听到了老太太们的高声议论，全然不顾周围军官的眼光。

如今，人们松了一口气的心情更是直接写在了脸上，更多的人有了更为简单的笑脸。再也不用害怕会在什么时候突然发生空袭，也再也不用害怕会从什么角落传来噩耗。虽然生活质量低得让人恐惧，但时不时的，街上会有庆祝战争结束的小庆典。战争中还剩下的炸药，被一些小作坊改装成了烟花，绽放在暑气已经散尽的深秋的夜空，映照着人们嘴角欣慰的笑容和眼里点点的泪光。迟来的花火大会，美得令人过目难忘。

或许是被这样的氛围所感染，学校在停课前，也呼吁大家组织了一些欢乐的活动，以迎接战后重生的关工大。而对我们这一届的学生来说，差不多也是和学校的告别仪式。

校园里的庆典自然是文化祭，除了没有食物。我们关工大虽然尽是男生，但多年画图纸、搭模型的经历，足以让我们办出最精致的文化祭。

“请还能出节目的班级，尽快至学校文艺部报名。”广播的喇叭响了足足三天，一共也就凑到了三四支节目。对于不到20人的艺考系女生学校仅有的艺术细胞来说，已经是极限了。但时间加起来也不到半个小时，校方希望能凑到更多的节目。我们抱着足球赛可能也能被算作一个“节目”的心理，悄悄地进行了投稿。校方念在这是一个加上开场加上尾末能凑足两小时的“节目”，便欣然同意了。

我们投的稿，终归有我们的份。另一支队伍则是学校钦定的，最强的甲队。但比赛开始前，就说好了这是场友谊赛，一来是因为大家都没什么体力，二来是它都已经是个“节目”了，比赛结果自然靠边站。上午高高兴兴地轮流摆摊、转摊位，下午轻轻松松地准备踢球。那一天，来看球的学生坐满了整个看台，外面的市民则把台阶也挤得没有了空隙。人群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同届的学生，隔壁学校的女大学生，还有那些时常会来关照我们、为我们捧场的“夕颜”。她们比很多同学都更加熟悉我们，在我们走近看台时会说出我们的名字，弄得我颇为害羞

比赛前，甲队在上场表决心的时候，说要把这场友谊赛作为他们成队九年的礼物19361945。经他们一提醒，我们突然意识到，我们这支在jnny就成立了的校队，算起来都已经满十周岁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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