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两天的审阅，七十二人的答卷终于评议完成。接下来便是择选合适人选，授与合适的官职。

这一群人中除了卢志资格够高外，其余人年数以及资历都不足以担任太高的官职。若是按照正常途径，补选散官就算不错的开局了。

但司马炽做出这么大阵势，只是选几个底层官吏，那显然不是他想要的。他原本的打算是想将部分合适的人都塞入尚书各曹之中，处理政事。

经过这两天的审阅答卷，他渐渐又生出一个想法。

何不趁这个机会将官制一同整顿下？

西晋朝政的低效率，其实也不是全怨玄学思想，跟其实行的官制也有很大关系。

可以说，西晋一朝的官制及其所置的官职其实都是很散乱的。从选才到任官再到升迁这一整系列的制度，都是病态的。

如今整个朝政中央官制大致可以归纳成两套班子。一套是承秦汉一直流传至今的“三公九卿制”；一套是汉魏逐渐新置改革直到后来唐朝才定型的“三省六部制”。

前者在西晋朝，严格算是八公十二卿制：八公是显名贵爵，一般而言都是虚衔，并没有固定相关职责，但其通常会被皇帝问政，又赐开府，这就又造成了一层职责混乱；

十二卿则更加边缘化，属于闲职，有时也会当作次于八公的荣誉，奖励上年纪的老臣，其主要职责多已被尚书台各曹收拢，但交割却并不完全，一些职责出现了交叉现象，这就导致一职多官，一事多管，相互扯皮推诿的存在。

后者“三省六部”逐渐成为朝政实权所在。但因为还未定型，所以一来在置官上常发生变化，并未成定制，有些官职时置时省，这就不仅未能达到提高行政效能的作用，反而还扯了后腿；

二来后世盛赞的三省相互牵制、分权的作用也并不凸显，甚至还更一步滋生了权臣和近臣摄政诸多乱事。

第一个缺点突出的是尚书台。尚书台作为处理政事的机构，有时会设置六曹，有时又是五曹。甚至六曹或者五曹到底是哪几个，在不同年代也可能会不一样。

如今的六曹分别是吏部、五兵、田曹、度支、左民、右民，主官称为尚书。这是承惠帝时所置的。

再看看武帝在位时，及初立朝，置吏部、三公、客曹、驾部、屯田、度支六曹。咸宁二年，省驾部，成五曹。四年，省一仆射，又置驾部。太康中，有吏部、殿中、五兵、田曹、度支、左民为六曹尚书，又无驾部、三公、客曹。

六曹之下又共置三十五小曹，细分政事，至于具体哪些曹，也如列曹一般，变化众多，时置时省，在此不赘言。

每小曹主官为尚书郎，但只共选用二十三人任职，主作文书起草，每人一次值班五日，然后进行轮换，故此也有人会身兼数曹之职事。

这种情况，用后世工作圈有句话来讲就是：累的累死，闲的闲死。

当然事实情况却并非如此，因为如今玄学是主流思想，整个朝堂处政效率低的惊人，尚书郎其实也已成清闲之官。

第二个缺点则出现在门下和中书二省中。他们能与尚书台相提并论的并非出于职责，而是是否受皇帝宠信。

只要受皇帝宠信，那权势立马滔天，不受皇帝重视，则立马成为一个写文书的。

所以他们虽然与尚书台同称台省，但真正达到牵制、分权的同等地位却很少存在，而是要么凌驾于上，全朝仰其鼻息，要么居于下风，可有可无。

比如魏文帝曹丕时，初置中书，中书监刘放与中书令孙资备受曹丕、曹叡两帝宠幸，专任了两朝，最后在曹叡遗诏置辅政大臣时，还因私心不愿放权，导致司马懿的崛起。

再比如历史上王敦任过侍中、中书监，长达数年，但惠帝也好，历史上的司马炽也好，都不亲近他，他就成了打酱油的，后来司马越、司马睿放其外任州刺史，他才权重发迹。

由此可见，两套班子混用，一套已经过时，一套又在混乱与探索中，行政效率低下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按照司马炽的想法，他觉得很有必要趁这个机会将官职制度清理规整一下。

说干就干。

这一天，朝议过后，司马炽便将高光、傅祗、缪播、傅宣以及余下的那名左民尚书何绥共五位尚书台高官请到东堂。

待众人坐下，曹官将手里的五份文书一一分发给五人。

这文书上写的便是整顿方案。

有着后世出名的“三省六部”作为参考，再加上近现代国家架构的了解，司马炽自然拿来主义，将其略加修改更适用于此时后，写成方案，如今呈现于众人面前。

其实如今六列曹三十五曹郎已大致笼盖了后世六部的职属，可修改的就是做一个上下整合，让每一列曹职能更单一专业，所统属的曹郎更细化、对口。然后相对增置必要的以及清减无用的。

眼下六列曹中，除了五兵的职属最清晰外，其余五列曹都存在问题。

比如吏部，其除了选任官吏外，还兼任祭祀之职，统辖祠部、仪曹等曹郎，相当于后来的吏部与礼部合二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