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学兵还在抽烟，笑着说：“我记起你了。刘记者，你当时对我不太友好啊。”

我生怕他不再见我，便陪笑着说：“周总大人不记小人过，这点事我都汗颜，确实抱歉。”

周学兵说：“这样，刘记者，我现在有点事，晚点我回复你。”

他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也不好再坚持什么，只好继续客气地说了情况，请他务必能行个方便，别人小姑娘从国外回来一趟也不容易，再说周总和爱人夫妻恩爱，东川大家都知道的。我把话说到这里，已经觉得我有些道德绑架了，怕引起周学兵的反感，便不再继续说这件事。

现在只好等着了，等晚点他的电话，看是否答应行个方便。

我把情况给李鲸说了下，她有些落寞地说：“咱们尽力了就行，就像你说的，现在能不能见真不好说，毕竟周学兵现在在东川，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这种几十年前的旧事，万一发酵开来，确实对他影响不太好。”

我安慰李鲸说：“的确是这么回事，你自己搜一下周学兵，他现在名下不仅有房地产，还有出租车公司产业，还有餐饮企业等其他的一些，我要是他，我也不会答应见你，更不希望这件事继续被报道。”

李鲸叹了一口气，说：“那就听天由命吧。这样，我把机票改签一下，延后一天，再等等。”

等待的间隙，我和李鲸闲聊了一下东川。她对东川的记忆一直停留在1999年的年末，她回来看李军的那个画面。她说，这个画面在此后的多少年里，都无法忘记，不管是在加拿大的任何地方，她都很轻易地记起当年的那个场景。

那时候，走了老远，回头看，李军还在望着她和陈虹。这种相望的场景，最为煽情，也最让人心碎。

我听着李鲸说这些，又很快地将我和她之间的距离划开。她是与那个日记本相关联的人事，我却不是。

我只是旁观者，旁观了这一群人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我更像是一个冷漠的“偷窥者”。

随后的好几个小时里，我不停地给李鲸说东川的人情世故，我想让她和这个城市之间的距离缩短一点，让她与这个城市能更加亲密。假如她能发现自己已经融入这里的生活，那就更好了。我自私地认为，东川一定是比加拿大要好的。

李鲸带着那个日记本了，和我说一会话，便把日记本翻出来，一页一页地欣赏，仔细地欣赏。她看日记本的表情很投入，像欣赏一个能和灵魂交谈的男孩子一般。好几次我和她说话，都不太想打破这种宁静，不想破坏她投入时的美好意境。

黄昏时，周学兵终于回了电话。

周学兵在电话里邀请我去他的房地产公司见个面，当面聊聊，当面交流下。至于具体聊什么，交流什么，他并没有说清楚。他语气客气，丝毫听不出来有什么架子，或者有什么一丝丝不悦。

我想，这大概是一个企业老总该有的素养吧？

这么多年，他从知青，到后面创业，我都得以“偷窥”到。他对于我而言，大概率是没有什么秘密可言的。尽管，有些细节上的东西，可能会有些出入。

不过，他在东川这么出名，我一个多年做新闻的记者，我想知道他的任何情况，一定不会有什么难度的。

请相信我，我好歹也是东川报社的一个骨干记者。毕竟，我也是一个首席记者。

周学兵见我没回话，跟我确认：“刘记者，明天上午，你来我办公室，咱俩见个面，交流下？”

我有点走神了，赶紧说：“好的。周总，明天我一定来。对了，我一个人？”

周学兵说：“是的。你一个人来就行。希望你理解。”

我看了一眼李鲸，说：“真的不能行个方便？”

周学兵笑了笑，说：“刘记者，我也很为难的。请你理解，也算是帮我一个忙。咱就说好了，好吧？”

我有些无可奈何，顿了顿，长叹了一口气，说：“周总，小姑娘就在我身边，我都不好意思给她说了。”

周学兵说：“刘记者，请理解。”说完挂了电话。

我放下电话，看着李鲸，准备告诉她周学兵的意思，但李鲸却先开口了：“刘哥，没事，我现在也理解周学兵。没关系的。”

我有点不好意思，说：“他还是有些顾忌吧。要不要明天你直接跟我一起过去？这样他见不见都得见了。”

李鲸将头发往耳后根捋了一下，面带微笑地说：“算了吧，刘哥，见到他意义不大。他不答应的话，我就算见了也没太大意义。况且，我是想见下林淑琴。至于他，见不见无所谓的。再说，现在既然他不愿意行个方便，也只能说是缘分不到了。”

我忽然发觉眼前的李鲸，根本不像是在加拿大生过多年的女孩子。她的思维，分明就像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的思维。于是，我便笑着说：“我明天去见了周学兵，再看能沟通一下么。你等我消息。”

李鲸说：“谢谢你，刘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