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三期间，院里统一安排了大学生社会实践，我被推荐到深圳的一家全球知名的证券公司实习，肖遥则被他们系里择优推荐到了商务部。

由于实习期有三个月，肖遥并不希望我去深圳，他建议我就在北京找一家小单位实习。可我不同意，毕竟这次机会难得，我也想锻炼下自己。肖遥虽然不舍，但见我心意已决，也尊重我的决定。他从学校一路把我送上火车，当火车缓缓行驶时，他追着火车跑，我们隔着车窗玻璃，依依不舍地挥手惜别。

我们这批到深圳的实习生一共有十多个，一路上并不算孤单。公司与我们院里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所以对我们的住宿餐饮安排也较为周到。我被分到了机构客服部，做一些简单的事务性工作。虽然初入社会，什么也不懂，但我保持谦虚的心态，向公司的前辈们学习，工作很快上了手。深圳是一座漂亮的滨海城市，与北京的庄严肃穆不同，她更加青春活泼，我很快就喜欢上了这座充满生机的城市。一到周末，我们就坐着公交车，往还于南山、罗湖等地，到莲花山公园爬山，一点一滴地去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

万万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我竟然在深圳街头遇到了朱绍武。和他擦身而过时，他戴着墨镜，穿着阔领衬衫，手里拿着大哥大，我竟然没有把他认出来。他停在我面前，惊叫道：“周冬雪？”

我狐疑地看着他，一时间没反应过来。他摘下墨镜道：“是我啊？你忘了吗？”

我终于想到了他是离乡多年的小姨父朱绍武。“小姨父，真的是你？”

朱绍武笑道：“当然是我，这么多年不见，女大十八变，你是越来越漂亮了！”

我也笑道：“小姨父，你就别取笑我了。”

我们聊了几句，他非得请我吃饭。虽然他父亲朱正苗很讨人厌，可他一直对我都还不错，以前经常在私底下给我零花钱，这么多年没见，我也想知道他最新的情况。

我们走进街边的一家餐馆，他问了我的口味后，点了几个菜。吃饭的时候，朱绍武问我：“你怎么到了深圳？”

我说：“学校安排的实习单位在这里，我也是刚过来没几天。小姨父，你到广东多少年了？”

朱绍武伸出手指头比划道：“嗯，八年多了！”

我好奇道：“找到小姨了吗？”

朱绍武摇摇头：“没有！人海茫茫，怎么找！不过，我倒是找到你的小舅了，他现在在我工地上工作!”

我兴奋道：“真的吗？太好了，家里都在担心他被传销给骗了！”

朱绍武笑着说：“放心，我以后会管着他，不让他乱来。你在这边有什么事也可以找我，我帮你摆平！”

那天下午，我们吃完了饭，又找到一家茶楼喝了茶，我们一起畅谈了两三个钟头，在这期间，他把自己在广东的传奇经历告诉了我。

当年，他为了找到小姨和马德华，几乎走遍了整个广东。广州、佛山、中山、惠州、深圳甚至连偏远的清远、韶关都遍布他的足迹，可在广东打工的人数以千万，茫茫人海中找寻两个藏匿身份的人谈何容易。这些年，他走了许多路，询问了很多人，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令他的耐心消磨殆尽，直到有一天，他胡子拉碴地走在东莞街头，听到杂货商店里传来那首《离家的孩子》，心里一阵酸楚，滚烫的眼泪如大豆般掉下来。

离家的孩子夜里又难眠/想起了远方的爸娘泪流满面/春天已百花开秋天落叶黄/冬天已下雪了你千万别着凉/月儿圆呀月儿圆月儿圆呀又过了一年......

曾经的朱绍武是多么风光，仗着父亲是支书，舅舅是公安局副局长，想干啥就干啥。可戏剧般的变故彻底击碎了他的生活，让他变得一无所有、流落街头。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向现实低头。洗碗工、搬运工、清洁工...大城市最底层的工作全干过，那个曾经“老子天下第一”的绍武已经一去不复返。

几年后，他感觉累了，倦了，想停下来歇一歇，于是决定找份相对稳定的工作。九十年代末是广东城市建设的黄金期，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外来人口的涌入，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国内外的众多工厂纷纷到东莞“开疆辟土”，让这座城市到处是建筑工地。在同乡介绍下，他来到厚街的一处工地揽活。工地上的负责人叫田中斌，是湖北人，大伙都称他斌哥。这位斌哥剃着光头，穿着黑色背心，纹着花臂，脖子戴着一条又大又粗的金链子，看着不像包工头，更像黑社会老大。

朱绍武出身在军人家庭，朱正苗从小对他两兄弟进行军事训练，练出了良好的身体素质。他们从小胆就大，十几岁就敢拿着鸟枪到处打鸟，要不是他哥把自己给崩死了，恐怕这两兄弟要飞上天。读书时，他就混过社会，打架斗殴的事情没少参与，在外面从不怕事。斌哥见他脚稍微有点瘸，想要打发他走。要是以前的朱绍武，肯定立马走人，但残酷的生活已经教会他“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他拿出烟，散了一圈，口水都快说干了，斌哥见他人高马大，应该有点力气，勉强让他留下当小工。

就这样，他住进了工棚，成为了下苦力的建筑工人。朱绍武告诉我，这还是他第一次干建筑，压根没做好十足的心理准备。他每天都要铲上几十车的砂浆，几天下来就把手磨得血肉模糊，全身酸痛，尽管他身强体壮，但也感觉有些吃不消。还好工程队里的人来自五湖四海，虽然文化都不高，但都是些善良的老实人，大家工作之余相互照应，让朱绍武逐渐适应起了工地上的生活。

朱绍武毕竟当过村干部，长得又高高大大，在这群工人中算是鹤立鸡群。他干了半年多，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事情还得从朱绍武的室友“小贵州”说起。“小贵州”是朱绍武在工地上关系最好的工友。他个子不高，但看着很机灵，大家都不知道他的真名，只知道他来自贵州，所以一直管他叫“小贵州”。这个“小贵州”也是个可怜人，刚出生亲妈就跑了，从小被后妈虐待，十四五岁就出来闯江湖。在斌哥的工程队，“小贵州”一直负责混凝土振动棒，是个很重要的岗位。因为在灌注混凝土时，必须通过打振动棒捣固，才能排除其中的气泡，使得混凝土密实结合。如果振动棒操作得不好，那么很可能造成混凝土出现蜂窝，工程质量就不过关。“小贵州”虽然看起瘦瘦弱弱，但从事建筑十几年，打振动棒算是一绝。只要经过他打的混凝土，基本上很少出现问题，这样的人才自然成了各大工程队争抢的“香馍馍”。

“小贵州”在斌哥这里干了四五年，每月固定工资三千五，一直没涨过。老乡劝他跳槽去另一个包工头张麻子那里干，说是每月给他开五千。张麻子是个老包工头，在广东混了十几年，有些实力，他开出的条件让“小贵州”动了心。“小贵州”向斌哥提出辞职，说是要回老家娶媳妇，斌哥挽留了很久，见“小贵州”执意要走，这才放了他。结果没过几天，“小贵州”居然出现在了对面张麻子的工程队里，这可彻底惹恼了斌哥。这种私下跳槽的方式，是工程队的忌讳，用黑话说是“拱桥”，相当于叛变！斌哥是个暴脾气，立马带了几个人去找张麻子要人，朱绍武也跟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