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一闲下来,就叼着烟卷喷云吐雾。
“娘,你为什么抽烟呢?”我问。
“我是被逼的,后来习惯了。”母亲回答。她叹口气,顺手摸过烟卷点上,讲了她抽烟的历史。
母亲17岁时,舅舅5岁,姥娘已经去世,姥爷70岁,老的老小的小,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没办法,母亲跟着买卖人跑到外地贩烟叶,在外地购进烟叶,捣腾到本地出售,赚几个小钱活命。
母亲的身体矮小瘦弱,需要背一个逾百斤的鱼鳞袋子在车站等车,1965年之前,车相当不好搭,有时她们要在风雨不蔽的车站等一两天,轮流看护装烟叶的袋子防止被人偷走,困了累了就以吸烟来提神。
从那之后,母亲学会了抽烟。六、七十年代,抽烟的妇女大有人在,不像现在,将叼着烟卷的女子视为异类。母亲无意戒烟,保持到现在。
每天晚上,像到点上班一样,一群妇女叽叽喳喳来我家报到。母亲立刻起身,把饭碗一扔泡在锅里,转身沏茶、点烟。不一会儿,茶水的热汽,烟卷的青色烟雾,妇女们前仰后合发出的欢声笑语,将每一个美好宁静的夜晚搅得稀烂。我默默躲在烛光照不到的角落里,沐在阴影里,呼吸着她们廉价的二手烟,要么发呆,要么把手伸进短裤抚弄着自己。
偶尔,母亲大声宣讲我曾经做下的糗事。我不明白,她们讲我糗事的时候,为什么不单纯抱着宽容或玩笑的态度,而是赤裸裸的讽刺鄙夷。
“这孩子,都八岁了,还和傻子一样,啥也不懂。”母亲指着我大笑道,众人的目光针一样齐齐向我刺来,有时我正沉浸在那种美好体验里,只好慌忙将手抽出来,傻傻地坐在那不明所以。
她们笑得更欢了。
那时我还太小,还不具备孤独和愤怒的能力,她们笑我时,我只是觉得不舒服,一种缓慢、渐渐逼近的压力使我的脸红烫起来。我能感觉到那压力把我挤压变形,慢慢缩小。
有时,我希望这压力把我挤到墙角里去,那里有一扇门,我挤进去后,门一合上,我躲在门后谁也看不到我,我就安全了。这道门,能挡住她们的烟雾、欢笑和对我的嘲讽。
母亲在13岁时就会织布了。
有段时间姥爷靠织布为生,纯手工织布。将晒好的棉花拉到加工站,去籽之后加工成绒子,绒子搓成长条圪子,用纺车将圪子纺成线,再将线络到拐子上,然后将若干个拐子排成一排,将每个拐子上的线头收拢抽出,形成一股粗大的线团,再用清面汤浆洗,然后刷线,最后上织布机纺织,一共六大工序极其复杂。
母亲对织布很感兴趣,又为生活所迫,干活特别卖力,很快将所有的活都掌握了,并做得干净利落,成品布也织的漂亮,完全像个老手。
鉴于此,姥爷很高兴,对我母亲说:“既然你心灵手巧,以后就叫‘巧儿’吧。”
从此,母亲就叫李巧儿,大家甚至忘了她的大名——李芹。
嫁到我家之后,从23岁到33岁,母亲并未生育,据说是因为1959到1961三年大饥荒造成的后果,十几岁的母亲正处在身体发育的黄金时期,由于营养严重缺乏使她一度丧失了生育能力。
所以在母亲身边没有儿女绕膝的十年期间,大家都认为我母亲一定会感到孤单,于是同龄妇女们不约而同领着大的、抱着小的到我家凑热闹,以此缓解她对孩子的渴望,稀释她渴求孩子的焦虑,久而久之我家成了“大礼堂”,左邻右舍甚至村东头不抱孩子的妇女也来我家玩,甚至当我和我姐姐出生之后,她们仍来玩,习惯延续成了传统。
我得再次提醒大家,我家在村西头,再向西过去一排房子后,就是一望无际的田野。家里就几亩地,也没其他营生,母亲就在家里织布,帮一大家子做鞋。
母亲做的鞋尤其好,在村西头那堆妇女里,数一数二的活儿。据说,我母亲进门之前,我奶奶、我二娘都埋怨六叔的脚长得不好,辛辛苦苦给他做的新鞋,每次都是左脚正常,右脚歪歪,六叔认命了。
我母亲进门之后,活计精细、人缘又好,给六叔做鞋的任务自然落在她身上。奇迹发生了,六叔自从穿上母亲做的鞋,右脚再也不歪歪了,大家彼此心照不宣,既怨不得,也夸不得,这事慢慢就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