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这煤油真香！”我叫道。

“那叫棉油，不叫煤油，”母亲说，“棉油是棉花籽儿榨出来的，可以吃，煤油是用来点灯的。”我若有所思地“哦”了一声儿。

母亲坐直身体看看油温，又向灶间塞了许多干草，然后站起身来，端起并倾斜瓷碗儿，让鸡蛋和着小鱼儿缓慢地流入热油内。她拿起锅铲，摊平那些鸡蛋，鸡蛋慢慢成形，在锅底形成了一张薄薄的鱼饼。

香味儿开始在狭窄的屋子里缭绕漫延，我和姐姐的口水早在口腔里打转。母亲不停地翻转着鱼饼，灶里的火慢慢地熄灭了。

母亲说，“好了。”我们立刻围到锅台边。我掂起脚尖向锅里看去，望见母亲用小铲将那块鱼饼平均铲成两半儿，吩咐姐姐拿了一只干净碗儿，将两块儿鱼饼都铲到碗儿里。我们正要出手伸向那两块儿鱼饼，母亲制止说，“等等！热……先凉凉再说，不准抢，一人一块儿……”

过了一会儿，我问，“凉好了吗？”母亲摇摇头。

又过了一会儿，我又问，“凉好了吗？”姐姐伸出手指试了试，也摇摇头。

我又问，“凉好了吗？”这次，没人搭理我。母亲离开了锅台，坐在炕沿上稍事休息。她扯出一张旧报纸，撕下一小块儿，从铁制烟丝盒里取出点烟末儿放在上面，熟练地卷起一支纸烟，划根洋火点着了，悠然地喷云吐雾起来。

姐姐说，“好了，可以吃了。”说完，她抄起一块儿鱼饼递给我，然后拿起另一块鱼饼。我们根本不必假装礼貌地问一下母亲吃不吃，反正她也不吃。在我的印象里，孩子吃家里最好的东西，是世界上最天经地义的事。

我端详着那块儿鱼饼，张大嘴巴咬了下去，咬掉一块鸡蛋后，一片小小的鱼尾显露了出来。

“娘，你看，小鱼的尾巴！”我兴奋地大叫着。

母亲向我看了看，微笑着说，“好，快吃吧！”说完继续吞云吐雾。烟雾将她的微笑轻轻地笼罩着，我看不见她，只看见了被我紧紧捏在手里的那片小鱼的尾巴。

那年我大概3岁多，姐姐6岁，母亲36岁。4间低矮的土房子，残破的院落。破旧的村庄，时满时涸的池塘，贫瘠的土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靠土里刨食儿的农民百姓。有些故事母亲不说，就可能永远湮灭。

其实，一切都无所谓。我的生活就像一场梦，从来也没有醒过。所以那些关于真假的故事，或好或坏，都只是我梦里的一个个插曲，一个个情节。

说实话，当我写下它来时，我才意识到母亲给我的不是感动，而是自己从坚硬的心房里被岁月挤出的，一点点悲天悯己的心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