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陈安甫的感觉很不好。他是行医之人，心里特明白。失子、官司、姑爷的离家出走，这些家事不能说与心疾无关。人未老，心却死矣。像燃尽的油灯，只剩下最后的一星儿火苗，只要风一吹，灯就灭了。坐在堂屋前，常常恍如听到民间郎中对着站在病榻旁的家人嘱托的那句判言：油尽灯枯，准备后事吧。莫非自己的生命真的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他不敢再想。

陈安甫记得，陆谦和与人合股开煤窑，他原本是不同意的，谁知却投了赞同票。想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开煤窑是个很赚钱的营生，可陈安甫不懂，他只晓得医道上的望闻问切。虽然民间有医圣给太后、公主挂线切脉的传言，但自愧弗如。他只能靠自己的三根指头吃饭，因此，更无缘把脉出煤的沉浮。等到水到渠成的时候，他才隐隐意识到要出什么事情，后来果真出了事情。

陈安甫很懊悔，也很悲凉，后悔不该让陆谦和合股搞什么煤的生意，毕竟是和石头打交道的危险事。虽说事出有因，窑主的出逃，却让陆谦和成了替罪羔羊。也许这就是命。陆谦和的命里有一劫。

不得已，陈安甫只好托人打点，见庙磕头。他知道，不打点不行，既便先吃些亏，也不知事情能否过去。后来还是陈家仪托曾文贤出面将此事了结。还好，警局的人比较通情达理，又喜欢食人间烟火，只要给足了面子，事情也就过去了。

没过多久，陆谦和给保释出来。官府只是做了做样子，毕竟是死了人的事，得对活着的人有一个交待。

走出局子的陆谦和，没有踏进老丈人家的门槛儿，他无颜面对曾经发生的一切。托人带回一句话，请保重，他走了。寥寥数字，仅一语，就把陈安甫和家仪的努力给打发了。这让陈安甫很感意外，静下来，细想，陆谦和也是一个有血性的男儿，出去散散心也好，谁知，一晃就是几年。

后来，陈安甫的耳朵渐渐得悉国民政府文明监狱里的黑暗。他明白，在监狱，牢头的独大，看守的通吃和暗算，即吃里又吃外。而法院判决的依据，拟犯人的口供和警局的说词各执一半。文明监狱里的文明，除了刑讯逼供，还有那些看似坐有坐姿、站有站相和对生理的限制及糟糕的伙食，一个还没等判决书下来就已是暗伏疾病缠身的废人了。在走出这一文明监狱囚禁时，多为闭口缄言，仇恨、羞辱、无奈将伴随其一生。真正的反抗者，恐怕是生命的提早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