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孙承宗认为自己练兵四年，关宁军应该也有点战力。所以他做了两手准备，先打一下看看，能打得动，就大部队跟进。

孙承宗也知道辽西军没打过仗，初战也不敢打得太大，先派小部队去偷袭一下。

但是，要命的是，孙承宗指挥的，是关宁“铁骑”，那里是辽饷党的重灾区，而辽饷党，根本不希望后金灭亡。

话说，把一件事搞砸，永远比把一件事做成容易得多，尤其是军事行动。孙承宗毕竟是辽西那边名义上的负责人，他非要发动进攻，辽饷党确实没办法阻止，但是，辽饷党有足够的能量，把这场进攻搞砸。

偷袭耀州之战，先是水师迟到：

“前锋营总兵鲁之甲统领官兵于二十一日右屯卫起行，会同锦州驻驻前锋营参将李承先俱于二十五日抵三岔河。原奉马总兵传调，各营游击金冠等船只限二十七日作事，累差兵在二家沟催探，并无消息。”

偏偏你还没办法认真，因为即便是熟悉兵事的王在晋，也不得不承认“接陆兵可以程计，水兵不可以日计”，差个两三天，你根本半点脾气都没有，就算人家是故意的，你都没法追究。

于是，前锋只好用小船摆渡运送士兵过河：

“鲁之甲见大船未到，用小渔船六只，每只止渡七八人，不能多渡。先发该协千总马吉、周守祯等统领有马官兵二百五十员名。李承先发过军备张文举、郝自演等统领有马官兵四百五十余名、生员刘伯镪带领回乡难民二百三十名，各过河，先往耀州……”

这么一耽误，后金那边就有了准备，结果是：

鲁、李二将先于二十八日带领枪炮手八百余名过河，在东岸州子鼎设备营垒，结联苇桥，进兵赴义。难民周生员等数万止候探丁至城便将叛将奴贼擒斩。及至耀州攻城，奴早知觉，烽火一传，伏兵四起，我兵旋散。贼兵追逐到河，鲁、李二将营未下定，苇桥未成，贼突至，连放数炮，李承先亦手执鸟铳打死数贼，因泥水深陷，头中二刀，面中一刀，身中一枪而死。鲁之甲亦被杀伤，相继而水而亡。中军钱应科亦落水而死。

所以，所谓的马世龙误信生员刘伯镪等人的话中埋伏，老六认为刘伯镪未必是后金的奸细，更不是来引诱马世龙率军去送死的。偷袭耀州失败，根本原因并不是从后金逃回来的生员编假情报陷害，而是黑暗组织一手操作，甚至故意泄露情报给后金，然后顺手就把屎盆子扣到刘伯镪头上。

而且，偷袭耀州后不到两个月，野猪皮突然发疯，无差别途杀辽东汉民，估计野猪皮也承认自己伪化奴化汉民失败，所以将汉民杀光清除隐患，免得他们给明军带路。

前锋虽然完蛋，后金其实并没有追击，明军的损失，也就是前锋千余人。

偷袭耀州这种规模的败仗，说小不小，说大也不大，别看毛文龙打游击战捷报频传，实际上东江镇没少打败仗，毕竟野猪皮不是吃素的。

本来耀州失败不过是前锋完蛋，孙承宗和马世龙完全可以用“巡河”糊弄过去。

可诡异的是没过河的军队突然转进，才把小败变成惨败。并且，到底是怎么转进的，谁带头逃跑，损失多少，死活查不到具体经过，史料里，只有这么几条记载：

王在晋：柳河败绩，士卒西奔，崇焕狂呼邀截，使各还信地。关外城堡，幸而得存。——《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五。

兵部尚书王永光复条上六事至柳河之陷，无处不逃，独袁崇焕一军屹然不动。——《明熹宗实录》，卷六十八，天启六年二月甲戌(初一)。

两条记录都提到袁崇焕，王在晋的记录更是说明军土崩瓦解，是袁崇焕“狂呼邀截，使各还信地”，见鬼了，战前，袁崇焕拿一帮闹饷的大兵一筹莫展，这个时候却能力挽狂澜收拢败兵，连孙承宗、马世龙都做不到的事，他袁崇焕做到了——真正魔鬼也他，天使也是他。

还不如说，这种事，孙承宗、马世龙做不到，只有袁崇焕背后的黑暗组织能做到。

也就是说，孙承宗和马世龙，是被人坑了，偷袭耀州失败，从头到尾都是。

消息早就泄露了，然后组织突然发动，大家一起往后跑，然后孙承宗的计划就彻底完蛋了，他和马世龙的完蛋也就成为必然。

在柳河之败中“力挽狂澜”的袁崇焕在之后的宁远“大捷”中出了一把更大的风头，他先是反对新任辽东经略高第将锦右一线，没有坚固堡垒依托的明军撤回来(凭奸臣，用嘴炮，哦不，凭坚城，用大炮是袁崇焕自己说的)，频繁折腾之下，锦右一线明军倒是撤差不多了，右屯30万石军粮没撤回来，落入后金手里，而这批粮食的负责人锦右督屯通判金启倧在宁远城打炮的时候被火炮的后坐力震死——死因如此扯淡，反正死无对证。

宁远“大捷”，右屯军粮被抢，觉华岛被三光，钱粮物资被抢，后金将带不走的物资烧毁，袁崇焕却升任辽东巡抚。

接下来，袁崇焕接二连三地做了一系列破坏反后金统一战线的事。

首先，改“抚赏”为“马价”，在袁崇焕和当时的兵部尚书冯嘉会的操作下，原本收买蒙古各部进攻后金的“抚赏”被改为“马价”，接下来，已经解发的银子被官僚贪污，没解发出去的大量银子被放在兵、户二部的库房里落灰好几年。等袁崇焕崇祯年间出任几蓟辽督师后，这笔银子以及后来计划拨给林丹汗的“插赏”总计33.4万两被袁崇焕以“马价”名义挪用，直到袁崇焕被做成生鱼片后也没归还，至于所谓的“买马”，蒙古各部，林丹汗长期无法和明王朝贸易，不得不西迁抢夺卜石兔的“市赏”份额，哈剌慎各部则投降后金，并且他们也不停地向明王朝哭穷，可见他们也没能和明王朝进行马匹贸易——这笔钱哪去了，根本就是笔烂帐。

倒是袁崇焕被抓后，弹劾袁崇焕和钱龙锡的奏疏有这么一段话：“当龙锡出都，细软数万，皆崇焕马价寄之伊亲锦衣卫指挥徐本高家，巧为钻营，使皇上法不得伸……”

林丹汗和明王朝的贸易被切断，与此同时，东江镇也被断粮。

明王朝划拨给东江镇的钱粮，几年加一块也没到百万两，是关宁军的零头。这笔钱根本养不活东江镇。当时明王朝的政策是让商人望东江镇运输粮食，船只的80%装军粮，剩下的装商人自己的货物，运到后，东江镇向商人付钱。但是，明王朝根本没给多少银子，东江镇当然没钱，毛文龙收到粮食后只好开白条，前后欠下二百多万两银子。

正常情况下，商人运粮食血本无归，再伟大的爱国情操也不可能让商人做到这种程度，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商人的这种贸易还有赚头。因此，关键就在商人20%的自带货物以及之后的贸易路线上：朝鲜，是明王朝和曰本海贸的中转站，明王朝－朝鲜－曰本，是一条相对安全的海贸路线。由于曰本的倭寇问题，以及万历年间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明王朝对曰本禁海。虽说此时的曰本，丰臣家的统治已被推翻，此时的统治者是德川家，但对曰海贸依旧有各种限制，毛文龙这里开了个口子，海商运粮实际上是对曰海贸的通行证。

袁崇焕和他背后的斧拜集团切断东江镇的粮食供应，先是压缩东江镇的兵额，毛文龙上报东江军有14万，天启年间编制定为6万，崇祯年先被压缩到三万六，最后被压缩为两万八，天启七年，袁崇焕鼓吹“移镇”，粮食供应被拖延，东江辽民饿死无数，崇祯元年七月又开始拖延粮食供应，到十二月底，袁崇焕上疏“禁海”，这一下，直接击中东江镇的死穴——开白条收粮食，才是东江镇粮食供应的主要渠道。

本来，后金没有海上力量，海商做对曰海贸，毛文龙开白条收粮食，这个集团根本没必要勾结后金，说毛文龙勾结后金根本胡扯蛋。正相反，他们袭击后金最积极，这不仅因为东江镇有许多辽民要向后金讨还血债，更因为海商要讨好明王朝，以便他们的海贸不受限制。

现在，袁崇焕和他背后的斧拜集团禁海，彻底切断东江镇的粮食供应，东江镇被严重削弱，军民饿死无数，袁崇焕杀毛文龙的理由之一是“皮岛白骨如山，草菅民命，九当斩”。

更可耻的是，毛文龙被谋杀后，东江镇的粮食在崇祯二年再次被切断，事后孙承宗揭露说“前崇焕令登州运买十万以济冬春，而收买迟悞，仅发二三万，其达于岛者不过数千而已”。结果是东江镇九月至于十一月间再次缺粮——己巳之变就是这年十月底爆发，袁崇焕和他背后的斧拜集团是卡着点断粮，目的就是防止东江镇在后金率主力绕道蒙古突破长城抢劫京畿的时候跑到敌后打游击。

东江镇这边毛文龙被谋杀，军民被断粮，林丹汗这边和明王朝的贸易被切断，更损的是，袁崇焕将关宁第一猛将满桂赶出辽西军后，满桂被调任大同总兵，专门用来对付林丹汗——一个在辽西对养寇自肥计划碍手碍脚的家伙被废物利用，这一招堪称官场权谋的经典。

所以，东江镇和林丹汗同时被严重削弱，后金既不用担心主力远征后老窝东江镇袭击，也不用担心在蒙古一带行军时遭到林丹汗的袭扰，更不用担心后路被林丹汗切断。

可以说，这一切，根本不是因为袁崇焕愚蠢，全都是早在天启六年就已经设计好的，全都是养寇自肥计划的一部分。

只不过，袁崇焕显然不是主谋，他在其中扮演的，只是一个利益代言人，至于谋杀毛文龙案，他只不过充当了杀手。

要知道毛文龙是辽东一带的武举第六名，长期从事海上游击战，具有很强的肉搏能力，而袁崇焕却“入其军，斩其帅”，这事的危险程度可比关羽杀颜良，袁崇焕扮演的，仅仅是特种部队斩首战指挥官的角色，显然不可能是真正的主谋，他自己也说这是“效提刀之力”。

所以，袁崇焕显然扮演了非常可耻角色，但将他凌迟处死明显处罚太重，剐在他身上的三千六百刀，至少有三千五百刀应该剐在他的同伙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