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斌让其他人先找客栈住下，自己和张直进城，先去拜见叙州府知府和郑大虎。

二人所行，一路所见只能用“凋敝”二字形容，人走到街上，青砖的正街道打扫的倒挺是干净，就是一排排低矮的土房让人怎么也提不起兴趣，路过隐蔽处或小巷时，二人眼光随便一瞥，竟然可以随处发现人畜的溺便，比后世八九十年代的农村也不如。街上行人大都衣衫褴褛，身上的衣服补丁接着补丁，脸上都是菜色，光屁股的半大孩子跑的满街都是。

王斌准备了礼物，和张直一起到了郑大虎的府前，守备府只是一栋破破烂烂的大院。王斌敲了门，家人告诉王斌二人，郑大虎让他二人来后去府学找他，原来叙州府知府今日找郑大虎有事，二人正在府学。

二人无奈，只能退出来，而向府学而去，叙州府府学所在的地方距离知府衙门不远，二人很快就到了。

府学是读书人学习的场所，属于官办教育机构，学校与祭祀机构一体，既学习儒家经典，又祭祀孔子。二人进了府学，里面是一个大院，东面是学宫，西面是孔庙，正中的牌匾上写着“明伦堂”三个字，一伙人正在孔庙理祭祀。

在明伦堂的左边，放着一块“卧碑”，之所以叫“卧碑”是因为这块碑不是竖栽，而是横躺的，故叫做卧碑，卧碑上镌有满满的朝廷禁令，两人便凑了上去，仔细打量。

张直看了一会，不禁冷笑道“三哥，你看这上面所写的几条，这一条，生员不得言事还有这一条，生员不得立盟结社还有这个，生员不得刊刻文字，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就知道死读书，这还叫读书人吗这样得人，狗屁不懂，怎么去治理好地方，治理治下的百姓？”

王斌看着也是冷笑。近代西方人所要力争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所谓的三大自由，刚好和卧碑上的这三条截然相反。

这“卧碑”大概是顺治初年的时候所建，后世历史上大大有名的金圣叹就是犯了卧碑禁令而被杀头了。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明治新政府成立之初，即发布了五条誓文：“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於公论二、上下一心，盛行经纶三、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四、破旧有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作为新国家的治国方针，要求所有民众，都对政治自由发表意见，任何事情都可以开会讨论，公开广泛地征求意见，决定国家的方针，并呼吁不分上下，同心协力共议国事。

“明治维新”建立了日本现代的教育制度、军事制度、土地制度、银行制度等，日本正是有了这些现代制度的支撑，很快地跟上西方国家的脚步，并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列强中的一员。而现在的满清政府却还在打击士子，禁锢语言，以愚黔首！

顺治十八年1661年，吴县新任县令任维初为追收欠税，鞭打百姓，激起苏州士人愤怒。三月初，金圣叹与一百多个士人到孔庙聚集，悼念顺治帝驾崩，借机发泄积愤，到衙门给江苏巡抚朱国治上呈状纸，控诉任维初，要求罢免其职。朱国治下令逮捕其中十一人，并为任维初遮瞒回护，上奏诸生倡乱抗税，惊动先帝之灵。满清有意威慑江南士族，抓捕金圣叹等七名士人，在江宁会审，严刑拷问，后以叛逆罪判处斩首，于七月十三日行刑，是为哭庙案。

“哭庙”是苏杭一带流传已久的习俗。江南经济发达，人文荟萃，来自殷实之家、中产阶级的读书人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监察力量，当官府有不法之事不当之举，士子们每每聚集文庙，作卷堂文，向祖师爷孔圣人哭诉，更召集民众向上级官府申告。在明朝，人多势众的“哭庙”申告往往能令官府不敢小视而采纳。但换了新朝，生员们换来的却是杀身之祸。

明朝的言论十分自由，“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流传于后世。其实历史上，也不仅明朝如此，很多朝代都是鼓励读书人发言，比如唐宋皆是。只有清代不许人讲话，简直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了

华夏历史上，官吏的任用，向来都归吏部管辖，五品以下吏部有权可以用，五品以上，吏部报给宰相内阁，由上面做决定。而清代的所有官员，第一步由吏部引见给皇帝，必须皇帝见了面以后，才能正式去上任，在大清朝，无论怎么样的小官，皇帝都引见，这无非表示全国用人之权都在皇帝手里。并不是皇帝看重这些官，却是皇帝拿这项制度来教训汉人，告诉你，这是皇家的权，你不见到皇帝的面，即使芝麻大的官，你也休想做！

祭祀完毕，叙州府知府交代了几句就走了，郑大虎热情的接待了王斌。郑大虎以前是郑蛟麟的贴身家丁，是郑蛟麟，他才能当上这个守备。郑大虎知道王斌是郑蛟麟的眼前红人，他早就安排好了一切，虽然没有正式任命文书，不过也不影响，他就等着王斌过来上任了。

郑大虎交代手下人带着王斌的家丁去办入籍手续，王斌的任职文书还要等郑蛟麟到了成都以后才能补办过来，还要送到兵部备案。他亲自陪同王斌去了宝屏上任。离开的时候，王斌私下塞给了郑大虎五十两银子，郑大虎交代他好好干，，就心满意足的离开了。

进了汛地营地，王斌还以为走错了地方，就和后世周星星香港出差，看到“丽晶大宾馆”而不是“丽晶酒店”时的表情一样，王斌手里的行李也一下掉在了地上。后面的家丁们脸上也都全是失望之色，张直看着王斌的表情，拍了拍他的肩膀，自己和家丁们先走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