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是国丧期间，朝廷上下又在紧张的备战辽东，左战下旨除了准备祭祀的殿里，宫内一切从简，偌大的紫禁城空空荡荡，北方呼啸格外冷清。

勤政殿内，左战不敢有丝毫懈怠。目前朝廷的主要政务是平定辽东、赈济灾情，案几上的奏折堆积如山。这几年各地天灾人祸不断，西北有旱、蝗，中原有洪涝，东南有海盗，地方官吏纷纷要求减少灾区赋税，调拨粮饷，赈济灾民。东林党则一如既往的反对重开矿税、增加商业税费，建议将辽东军费分摊到各地百姓头上。

左战明白现在重商主义还在萌芽阶段，农业和手工业才是大明王朝的立国之本，而农业的根本则是农民和耕地。明朝历经二百多年，土地兼并已经非常严重，各地藩王和豪强不仅大量侵吞农民的田产，还隐瞒数目来逃避赋税。地方官吏为了完成岁入的指标，不断增加农民的负担。

在正常的光景下百姓还能艰难的维持生计，碰到天灾人祸就要变卖土地。如此循环中，朝廷的赋税不但越收越少，各地的流民还越来越多，最终使得农业荒废，朝廷赤字逐年增加。

想清楚这些，左战果断的批准了各地要求赈灾的折子，然后将东林党的建议扔到垃圾筐内。对于那些措辞强硬、言语激烈的大臣，由魏进忠出面罗列罪证，抄没家产。叶向高等人本想联名抗议，可是如今大战在即谁也不敢动摇军心，况且那些被抄家的东林党人的确是罪大恶极，只能暗中联络，互相袒护。

左战之所以敢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剔除弊政，绝不是急功近利之举。经过近四个月的的磨合，他先后重组内阁和司礼监，又设置军机处，军政大权都集于一身。为了筹集资金，他暗中变卖内藏库的珍宝古玩，很多政务能够绕开户部的刁难，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更重要的是，他已经弄清楚了明朝的派系，将他们分为君、臣、勋、贵，以及宦官和商人集团。

君权就是皇帝的权力，明朝的顶峰是在朱元璋和朱棣期间。朱元璋不但有空印、胡淮慵、蓝玉等大案，还废除近两千年的丞相制度。他底下的官吏上朝如上坟一样沉重，早上出门前都得跟家人做一番生离死别，虽然这多是满清的污蔑，但也反映了当时君权的强大。朱棣靖难登基，迁都北京彻底弱化了江浙、淮西势力，增设东厂监视群臣，君权达到顶峰。

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土木堡之变后勋贵没落，臣权开始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嘉靖时代的大礼仪之争，标志着君权开始受到臣权的挑战。夏言、徐阶、高拱、张居正，都是臣权的顶峰人物，一度压过了皇帝的风头。比如万历私生活糜烂，挥霍无度，张江陵等人就给他设定了每月的消费标准，超出部分概不支付。此例已经成为制度，如今左战的花销也在执行这个标准，君权的衰落可见一斑。

臣权是指士大夫阶层的权力。由于朱元璋是放牛娃出身，对地主阶级和官僚阶级极端仇视，所以早期的臣权就是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专干脏活累活。随着皇帝们越来越懒，司礼监走进权力中枢，与内阁互相制衡，大家相安无事，和平发育了近百年。到了张居正时代，臣权达到顶峰。有马屁精称赞他为明朝的丞相，人家却骄傲的说：“吾非相，乃摄也”，意思是说丞相算了屁，我是摄政。

当然，张居正乃一代名相，一条鞭法名垂千古。本人也是他的推崇者，潜心研究时发现他的一个重要的疏漏。由于他的势力过大，很多人都站出来反对，他对于这些反对人一视同仁：全部卷铺盖滚蛋，这其中也有他的心学同门。他死后，四分五裂的臣权开始结党，比较著名的有东林党、楚党、浙党、齐党，还有“九千岁”麾下的阉党。这些党派在明朝末年争斗不休，一直到南明灭亡。

勋权指的是武将集团，开国之初极盛一时，比如朱元璋封的几个公爵都是武将（韩国公李善长虽不是统兵的将领，但属于作战参谋和后勤部长）。朱棣靖难后大肆封赏，也只有武将能够获得公爵。土木堡以后，武将全军覆没，集体退居二线。各个将领不但受文臣的节制，还要接受太监的监督，完全失去了军队的指挥权，这也是萨尔浒失利的重要原因。

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真理都在大炮的射程内。左战要想中兴明朝，就必须提升武将的地位，恢复他们的指挥权，所以他才将孙承宗、熊廷弼这样的军事将领安排到关键位置上，又发布求贤诏破格提拔年轻将领，勋权开始得到有针对性的扶持。当然，随着军机处的设立，武将的任命和军队的调动都由左战直接负责，间接的加强了君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