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琳第一次发现项目已经彻底停工,是因为设备商把催款电话打到了家里。
林晓洗澡时,手机放在餐桌上。对方连续打了三次,王琳担心现场出事,接起来以后才知道仓库里还有十二万元设备款没有结清。
“他说首付款到账就付。”设备商说,“现在甲方出事,我们也不能跟着垫。”
王琳等林晓出来,把通话内容原样告诉他。
“不是十二万都欠着。”林晓说,“有一部分可以退,定制设备还能转给别的项目。”
“别的项目在哪儿?”
“正在找。”
“甲方多久没回复了?”
“十天。”
实际是十七天。
王琳查完转账和合同,没有骂他接项目,也没有说夫妻的钱都归共同决定。林晓使用的是自己的补偿金和信用额度。她只问,为什么八万元首付能支持的项目,他先付了十七万六。
“不先做,对方不会给第二笔。”
“所以你拿自己的钱替他证明项目能做?”
“开馆时间卡着,他们本来就要付。”
“第二笔到了吗?”
“公司遇上事,谁能提前知道?”
王琳说:“不知道对方会出事,和知道首付款不够,是两件事。”
这句话后来被林晓记了很多年。它没有错,也没有任何安慰。
王琳把家里接下来三个月的房贷、生活费和林晓信用卡还款列出来,要求他停止新增垫资,尽快退设备、起诉,同时开始找工作。
林晓每一项都答应。
他退掉能退的东西,提交民事起诉,也投过十几份简历。只是当招聘方问上一份工作为什么结束、最近在做什么,他总要先讲那个体验馆。讲到最后,对方会以为他仍有自己的项目,或者觉得他把一场失败说得太长。
一周没有面试以后,他不再告诉王琳投了多少份。
王琳也不再问他今天感觉怎么样。
她问的是起诉费交没交、仓库什么时候到期、信用卡最低还款是多少。林晓说案件已经立了,她便问财产保全有没有查到账户;他说律师函送达,她问对方有没有签收。
每个问题都能得到一个不好的答案。
林晓开始在她进门前制造进展。
他把已经发过的催款函换一种格式,重新计算违约金,把设备照片按日期命名。有一次王琳提前回来,看见他穿着白衬衫坐在书房,耳机里没有声音,电脑上是上午就打开的同一张表。
“你在等电话?”她问。
“刚开完会。”
“和谁?”
林晓报了设备商的名字。
王琳拿起桌边的手机。通话记录停在前一天。
她没有揭穿,只把手机放回去:“你每天把催款函改个日期,钱不会自己回来。”
“我在准备起诉。”
“起诉是程序,不是工作。”
“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
“先承认这单已经没了,再找下一件事。”
“案子还没判,怎么就没了?”
“公司账户都被冻结了。你胜诉也要排在工资、税款和有担保债权后面。你不是不知道。”
“所以什么都不做?”
“我说的是别把维权装成你每天还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