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二十六,集团来人了。
四辆车,停在园区门口,下来七八个人,穿着一样的白衬衣。
方源是听邢经理说的。
“方老板,”邢经理在电话里说,“龚总被调走了。”
“调到哪儿?”
“省城。”他说,“说是另有任用。”
“谁来接?”
“邵总。”邢经理说,“邵启明。”
那天下午,龚世昌到塘边来了。
他没坐车到堤下,把车停在村口,自己走过来。
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
“方老板。”
“龚总。”
“别叫龚总了。”他说,“我现在什么都不是。”
两个人在塘埂上坐下。
“调令下来了。”龚世昌说,“回省城,集团战略部,副职。”
“副职?”
“明升暗降。”他笑了笑,“我这个年纪,回集团坐办公室,等于退了。”
“园区呢?”
“邵启明接了。”龚世昌说,“他背后是基金,基金背后是集团的董事会。这一局,我输了。”
“输在哪儿?”
“输在一年六十万斤。”他说,“也输在那一夜开的口子。”
“那一夜我开的。”
“我知道。”龚世昌说,“可账记在我头上。集团不问堤为什么开,只问鱼为什么跑了。”
方源没有说话。
塘里有鱼在跳,跳起来,又落下去。
“方老板,”龚世昌从塑料袋里掏出一个东西。
一本本子,蓝布封面,边角磨白了,封面上写着两个字:水记。
“这是什么?”
“我十七岁那年在鱼场记的。”他说,“怎么调水,怎么放苗,什么时候撒石灰,什么时候停料。那年没有技术员,全靠老场长一张嘴,我照着记。”
方源翻开。
里头是铅笔字,歪歪扭扭,一页一页,还有画的水色。
“记了几年?”
“两年。”龚世昌说,“第三年我就走了,去南方跑生意。”
“你为什么给我?”
“因为这里头的东西,你用得着。”他说,“我这些年做的是资本,不是鱼。我早就不看水了,我看的是报表。”
“报表看得懂,水看不懂。”
“对。”龚世昌说,“所以我把这个给你。”
方源把本子合上,放在膝盖上。
“龚总,”他说,“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
“知道。”龚世昌说,“从我把房子抵出去那天就知道。”
“那你还干?”
“干。”他说,“我这辈子,就想做成一件大事。一个园区,两百亩,全产业链。我要是做成了,这个县的鱼,能卖到全国去。”
“做成了吗?”
“没做成。”龚世昌说,“差一步。”
他抬起头。
“方老板,我跟你说三件事,你记着。”
“你说。”
“第一,园区的账上没钱了。”他说,“四亿二投进去,回款不到五千万。基金的二期款,本来是九月到,现在卡住了。”
“为什么卡?”
“因为对赌没完成。”他说,“基金不傻,不见兔子不撒鹰。”
“第二,对赌的期限是十二月三十一号。”龚世昌说,“到那天,出鱼量不到六十万斤,基金有权拿走园区的控股权,一分钱不补。”
“第三,”他停了一下,“邵启明接手,不会走我这条路。”
“他走哪条?”
“他要的不是养鱼。”龚世昌说,“他要的是把这个县所有的鱼,收进一个池子。”
“收进来做什么?”
“压价,做预制菜,出口。”龚世昌说,“预制菜不看鱼的品相,只看成本和重量。一斤鱼三块钱收进来,做成鱼丸,能卖二十。”
方源的手指在本子上敲了一下。
“三块钱收进来,”他说,“我们养一斤鱼,成本九块一。”
“所以他不收你的。”龚世昌说,“他要收的是那些养不下去的人。谁养不下去,谁就三块钱卖给他。”
“那我要做什么?”
“你要让这些人养得下去。”龚世昌说,“这是他要掐你的地方,也是你唯一的机会。”
车在村口等着。
龚世昌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
“方老板,”他说,“我不欠你了。”
“你不欠我。”
“我欠你一句话。”他说,“去年我在塘边说,给你三个月。现在三个月到了,我什么都没拿走。”
“你拿走了我的三个月。”
“我拿走了你的三个月。”龚世昌笑了笑,“可我给了你一本水记。”
他走到村口,拉开车门,回头。
“还有一件事。”
“你说。”
“邵启明上台第一件事,是掐苗。”龚世昌说,“县里那家苗场,他已经在谈。全买断,一年包销。散户买不到苗,只能买他的。”
车门关上,车走了。
方源站在村口,手里捏着那本蓝布本子。
九月一号,园区开了会。
邵启明站在台上,背后是新换的展板,宏泰的标志旁边,多了一行小字:宏泰农业产业基金。
“从今天起,”他说,“园区的鱼,出厂价七块二。”
台下一片哗然。
“七块二?”有人问,“成本都不止七块二。”
“成本是我们的成本。”邵启明说,“市场不认成本,市场认价格。”
“这个价,全县的养鱼人都得死。”
“死不了。”邵启明说,“我们还有一个模式。”
他让人发了材料。
材料上写着:代养。
苗、料、药、技术,全部由园区提供。养殖户出塘、出人、出力。回收价锁死八块,不论市场涨跌。
“这个模式,”邵启明说,“是给那些养不下去的人准备的。你们不用操心卖鱼,也不用操心苗,只要把鱼养到规格,我们上门拉。”
“条件呢?”有人问。
“一亩押金两千。”邵启明说,“签三年。”
台下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