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二十四日,周日。北京,国安某局。
周末的技术中心比平时安静。不是因为人少了,是因为没有外卖员频繁进出,没有电话铃声此起彼伏。服务器还在嗡嗡地响,屏幕还在幽幽地亮,咖啡机还在每隔二十分钟被人按一下,磨豆的声音在空旷的空间里回荡,像一头被关在笼子里的困兽偶尔发出的低吼。
叶媚今天来得比平时晚。她昨晚回了父母家,母亲炖了排骨,她吃了两碗饭。母亲问工作累不累,她说还行。母亲又问有没有对象,她说没有。母亲叹了口气。那声叹息像一根针,扎在叶媚的胸口,不疼,但你知道它在那里。她三十一岁了,单身,没有时间恋爱,没有时间相亲,没有时间想除了案子以外的任何事情。母亲知道她是做什么的吗?不知道。母亲只知道她在政府部门工作。父亲牺牲后,母亲对她的要求就是活着就好。但她连都做不到——她是在燃烧。从斯坦福回来的那一天起,她就在燃烧。烧自己的才华,烧自己的青春,烧自己的每一个夜晚和每一个周末。
成默也来了。他坐在角落里,面前是那台永远不会合上的笔记本电脑。他没有周末的概念。对他来说,每一天都是工作日,每一夜都是工作时间,每一台电脑都是战场。
孙浩来晚了。他到的时候头发是湿的——他在单位宿舍洗了澡。宿舍没有吹风机,他拿毛巾擦了几下,就出门了。北京的冬天,零下三度,头发上的水珠在走到技术中心的路上就结成了冰碴,一根一根竖着,像一只受惊的刺猬。方铭看到他的样子,笑了一声。孙浩没理他,坐到自己的工作站前,打开屏幕,开始工作。
韩冰从办公室端着一摞文件过来。她今天穿了一件红色的毛衣,在技术中心灰蓝色的色调里显得格外扎眼。叶媚看了她一眼,韩冰说看什么看,叶媚没说话,把目光移回了屏幕。
林铮从走廊里进来。他戴着方晴织的那条灰色围巾,毛线柔软地搭在黑色夹克外面。方铭看到了,什么都没说,嘴角弯了一下。
的东京节点在过去四十八小时内没有发出任何新的指令。它没有和法兰克福节点通信,没有和弗吉尼亚节点同步,没有和任何下线联系。它在沉默。但这种沉默不是死亡,是潜伏。一个核反应堆在停止发电之后,堆芯仍然是热的。它不需要燃烧,只需要等待。等待下一次启动的指令。
它在等什么?韩冰问。
等我们松懈。林铮站在大屏幕前,双手插在裤兜里。等我们以为它死了。等我们把人力物力调到别的案子上。然后它会从另一个方向冒出来。
孙浩把的历史行为数据输入了成默的预测模型。模型跑了十几分钟,输出了一张预测路径图。最可能的下一个攻击目标是——天枢计划的供应链。不是芯片设计本身,是制造芯片的设备。光刻机、刻蚀机、沉积设备——这些设备的控制系统中,可能嵌入了和投票终端类似的硬件后门。不是软件漏洞,是硬件后门。硬件后门无法被软件检测到,无法被补丁修复,只有在设备出厂之前就被植入,然后在某个特定的时刻被激活。
幽灵的目标是光刻机,那就不是推迟一个月的问题了。孙浩的声音有些发紧。光刻机的交付周期是以年计算的。换一台,至少一年。
林铮的眉头拧了一下。陈曦已经死了,但他留下的任务清单里,还有太多待启动的条目。那些条目不是自己写的,是陈曦写的。陈曦在死之前,就已经规划好了未来几年的行动路线。他现在不在了,但路线图还在。只需要沿着路线图走,不需要创造,只需要执行。
下午。审讯室。
王总监的律师来了。不是周律师,是另一个——年轻些,三十出头,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他坐在王总监旁边,面前的桌上摊着笔记本和一支笔。王总监的状态比几天前好了一些,他吃了东西,睡了觉,脸上有了血色,但眼神是空的。那种空,不是被掏空的空,是把所有东西都压到了最深处、表面上不留一丝痕迹的空。
律师看了王总监的供述复印件,看得很慢,每一页都翻了两遍。看到第三页的时候,他的脸色变了——王总监已经亲笔签字确认了全部事实。但他合上口供之后,还是对林铮说:我的当事人是在被欺骗的情况下参与的,主观上没有犯罪的故意。他以为自己在做学术合作,不知道那是间谍活动。他的行为不构成间谍罪。
林铮没有反驳。你可以这样辩护。
律师看了他一眼,欲言又止。他习惯了在法庭上和公诉人辩论,在审讯室里和侦查员谈判。但林铮没有和他辩论,也没有谈判,只是说了一句你可以这样辩护,然后就不说话了。
律师收拾好文件,站起来。王某某,我们走。
王总监没有动。他低着头,看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双手。那双手在微微发抖。
王某某。律师叫他。
王总监抬起头。陈曦死了。他在死之前,把一切都写了下来。他的任务清单里,有我的名字。他的声音很平,像在念一份与自己无关的报告。我不是被欺骗的。我知道那是间谍活动。我只是选择不去知道。
律师张了张嘴,但没有说出话。
晚上。北京,海淀区。
方铭没有回家。周六韩冰去见了B委员,但B委员说有些材料必须方铭本人签字。方铭约了B委员周日晚上在大学办公室里见面。B委员比上次见面时瘦了,西装挂在身上有些空荡荡。他的办公桌上的论文还在,但旁边多了一张纸——辞职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