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单向玻璃后面坐了五年。这边看过去，是亮堂的访谈室、米色沙发、摄像机的红灯；那边看过来，只是一面镜子。公司上下没人见过我的全脸，也没人知道，别人开口之前，我已经读完了他的表情。我的通讯宪法一共三条：能打字绝不语音，能语音绝不视频，能发表情绝不说话。直到那个周一下午一点四十，老周把一份立项书拍在我桌上，封皮八个字：一线洞察专员岗。“栖栖啊，这活儿非你不行。”他说这话的时候左眼皮跳了一下。我读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