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砚的手刚碰到阀门，就被烫得缩了回来。

铁壳子在红日底下晒了一整天，摸上去像烙铁。他往掌心吐了口唾沫，搓了搓，重新握住阀门把手。唾沫吱的一声蒸干了。陈砚咬着牙，手臂青筋绷紧，铁锈渣子簌簌往下掉，终于拧动了半圈。蒸汽从接口处嘶嘶地喷出来，热气直扑他的脸，带着一股子金属烧糊的腥味。

他偏过头，眯着眼看了看头顶。红日卡在天上，正正地对着铁壁市的烟囱。它从来没有动过，从陈砚记事起就挂在那儿，边缘模糊成一团暗红。老辈人说红日停下来的那天，天黑了整整七分钟，然后一切就变了。陈砚没亲眼见过，他只见过影子。

他低头看自己的脚。影子短得贴在鞋面上，像用刀刻在地上的一层黑皮。正午了。该去领配给。

阀门换好了，他松手，活动了一下酸麻的手指。指缝里嵌着铁锈，洗不掉，嵌久了像生来就是那个颜色。他从管架上跳下来，落地时膝盖震了一下，骨头嘎吱响。楼下是管汇间，空气更差，柴油味和潮湿的霉味混在一起。几个工友蹲在墙角啃干饼，看见他下来，一个黑牙男人抬了抬下巴。

“阿砚，下来了？下午还干不干？”

“不干了，去医疗区。”

黑牙男人咧嘴笑了一下，露出更深的那几颗牙：“又去？上个月你不是刚交过？”

“涨价了。”

黑牙笑不出来了，低下头继续啃饼，嘴里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句：“这世道。”

陈砚没接话。他走到自己的工具箱前，把扳手、管钳一件件码进去。工具箱是父亲留下的，铁皮磨得发亮，边角有几道深深的凹痕。锁扣坏了，他用一截铁丝绞着。父亲的名字刻在箱盖内侧，陈大川三个字，笔划很浅，快磨平了。

他合上箱子，拎着往外走。

锅炉房外面是下层最宽的街道，说是街道，其实就是管廊和废弃厂房之间的一条缝。上面架着密密麻麻的蒸汽管和电缆线，把天割成一条一条的。红日从缝隙里漏下来，光柱斜斜地切过地面，像一把把烧红的刀插在地上。空气里煤灰浓得呛人，吸一口嘴里都是苦的。

人们对红日早就麻木了。旁边有个小孩蹲在沟边玩，用废铁片在地上画太阳，画了七八个，全是黑色的。他娘在门口喊他吃饭，小孩站起来跑，脚丫子踩在铁片画的太阳上，一下又一下。

陈砚走了二十分钟，穿过三条巷子。下层的巷子窄，两边堆着铁桶、烂木板、拆了一半的机器。头顶上时不时有水滴下来，不知道是冷凝水还是别的什么。有些水滴在脖子上，冰凉的，像有人用手指头点他。他不抬头看。

医疗区在下层东南角，一栋三层小楼，外墙贴着旧瓷砖，碎了一半，剩下的一半脏得看不出原色。门口坐着两个保安，手里拄着铁棍，制服外套里露出防刺背心。一个在打瞌睡，一个在翻一本卷了边的画册。

陈砚走过去，保安睁开一只眼。

“探视还是缴费？”

“缴费。”

保安用下巴朝楼里指了指。陈砚推门进去。医疗区里头比外面干净一点，墙刷过白漆，但很快就要泛黄了。空气里消毒水的气味很重，闻久了舌头发麻。走廊尽头是缴费窗口，铁栏杆后面坐着一个秃顶男人，眼皮耷拉着，手指头在算盘上拨来拨去。

陈砚把工具箱放在地上，从口袋里掏出钱包。钱包是帆布缝的，鼓鼓囊囊，但打开来只有几张皱巴巴的纸币和几枚硬币。他把钱一张张数出来，铺在窗台上。

秃顶男人抬头看了一眼，从抽屉里抽出一张卡片，在算盘上拨了几下，说：“陈小雨，冷冻舱，B-17。本月费用六十三枚。”

陈砚数好的纸币和硬币推过去。秃顶男人没接，又说：“下个月涨价，七十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