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完所有东西，我们俩在县城街边找了个面摊，一人吃了碗烩面。老算盘吃面的时候没说话，我也没说话。吃完面他擦了擦嘴，把剩下的半碗面汤喝了，忽然开口：“山河，你猜刚才在医药公司花了多少钱？”

我说了个数。

“比你猜的多。云南白药那东西贵，但必须备着。”他把筷子搁在碗上，看着我，那双老眼里没了平时摆摊时那种慢悠悠的精明，而是一种很认真很郑重的东西，“你知道我为啥买两卷纱布不买一卷？万一谁在墓里磕破了头，一卷纱布不够缠。磕破了头你拿什么止血？云南白药。止不住怎么办？止血粉。止住了之后怎么防感染？碘酒。这些东西你现在觉得是累赘，等真用到那一天，你就知道两卷纱布跟一卷纱布的差别，可能就是一条命。”

他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走吧，回去还得把东西分门别类藏好。你师父说今晚动手之前，每个人得把自己的工具再检查一遍。”

回到后沟村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我们把买来的东西全部搬到老刘家那间堆旧粮食的屋里，老周和二柱子已经在等着了。老周把麻袋打开，把东西一样一样摆在炕桌上——三把洛阳铲头、两把工兵铲、一根撬棍、两根钢钎、两把手电筒、十二节电池、二十斤麻绳、四个防毒口罩、一盏马灯、一包白纱布、碘酒、云南白药、止血粉、胶布。满桌子的铁器和药瓶在煤油灯下泛着冷光，屋子里弥漫着一股铁锈味混着碘酒的药味。

“马灯加满油了没有？”老周拿起马灯晃了晃，听到灯座里煤油晃动的声音，点了点头。

“防毒口罩每人一个，下墓之前用白酒浸湿了再戴。纱布裁成四份，每人随身带一份。”他把白纱布卷拆开，用剪刀裁成四段，每段叠整齐了分给我们。

“麻绳剪成三段——两根五米长的吊筐用，一根十米长的备用。剪完了用火燎一下绳头，别散股。”他把麻绳扔给二柱子，二柱子接过绳子，从兜里掏出小刀，利索地把绳子截成三段。

老周把撬棍拿起来掂了掂，放在二柱子那堆工具里；钢钎分了一根给我；工兵铲一人一把；洛阳铲他自己留了一把，另外两把用破布裹好塞在编织袋底下。手电筒新的一人一把，备用电池用油纸裹好分给大家随身带着。

分到最后，桌上剩下一包止血粉和一卷胶布。老周把这两样东西拿起来，在手里掂了掂，然后放到我面前。“你背着。你在上面望风，万一谁受了伤从盗洞里拉上来，你先止血。”

我把止血粉和胶布装进贴身的衣兜里。药瓶不大，但沉甸甸的。二柱子扛着工兵铲出了门，老算盘端着紫砂壶去代销点找老王下棋，屋里只剩我和老周。他蹲在炕沿上，把属于自己的那把洛阳铲拿在手里，反复检查铲头凹槽的弧度，铲刃上的每一寸都被他用手指摸了一遍，又用袖口擦了又擦。

过了好一阵子，他把铲子靠在炕沿上，从兜里掏出烟盒，弹出一根叼在嘴里，没点。然后说了一句：“行了，去把马灯玻璃罩再擦一遍，别留指印。手上有汗，灯罩上一有汗印子，点亮了光就散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