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浆有宝光，是往里收的光；土锈没有光，发闷。”

“还有呢？”

“包浆有过渡，颜色深和浅之间是慢慢变的；土锈没有过渡，是一块一块的。”

老算盘放下紫砂壶，看着我，好一会儿没说话。阳光从槐树枝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他满是皱纹的脸上，像一张揉皱了又摊开的老宣纸。他忽然叹了口气。

“可惜了。”

“可惜什么？”

“可惜你生晚了。”他说，“你要是早生二十年，在这行里能当个人物。”

这话说得我一愣。老算盘平时说话不这样，他要么损人，要么讲东西，很少夸人。今天这句“可惜了”，比上回的“没给我丢人”还重。我一时不知道怎么接，就蹲在那儿没吭声。

老算盘也没再说下去，他把玉烟嘴和陶片收好，又从摊子底下翻出几件东西，一件一件给我看。一个宋代的影青瓷片，包浆温润，釉面上有细碎的开片，开片缝里沁着淡淡的土黄色；一块商代的甲骨残片，上面的刻辞已经模糊得看不清了，但骨质表面有一层深褐色的土锈；一把明代的铜锁，锁身上布满了绿锈，绿锈是分层的——底下是深绿，上面是浅绿，最外面是一层薄薄的翠绿色粉末。他一样一样给我讲，哪件是传世的，哪件是出土的，哪件是出土之后又被人传了很多年的——这种最特别，上面既有包浆又有土锈，两种痕迹叠在一起，像一个人身上穿着两个时代的衣裳。

“你看这把铜锁，”老算盘用指尖轻轻碰了碰锁身上的绿锈，“这是明代的，锁是实用器，不是陪葬品。所以你看它的锁梁——就是上面那个弯弯的铜条——锁梁上有一层包浆，油亮油亮的，是被人反复摸过的。但是锁身上又有土锈，是铜绿，一层一层长出来的。这说明什么？”

我想了想：“说明这把锁用过，后来埋进土里了？”

“对。先用了几十年，被人摸出了包浆；后来不知道怎么进了土，又长出了土锈。出土之后又被人收藏了，所以包浆在土锈上头又加了一层。”他指着锁梁和锁身交界的地方，“你看这里，包浆和土锈叠在一起，包浆在上面，土锈在下面，一层一层，像千层饼。这东西比单纯的传世或者单纯的出土都值钱，因为它身上有两段时间——一段在人间，一段在地下。”

我听得入了迷。

这些东西以前在我眼里就是破烂——破瓷片、烂骨头、旧铜锁，扔在路边我都懒得弯腰捡。但老算盘一讲，这些东西忽然就不一样了。每一件东西身上都带着时间，带着故事，带着它从生到死、从死到生走过的路。你以为你是在看一块破陶片，其实你是在看两千年。

老算盘大概觉得讲得差不多了，把东西一件一件收回摊子底下，然后坐回马扎上，端起紫砂壶。茶已经凉了，他喝了一口，皱了皱眉，又把壶放下。

“我今天跟你说的这些，”他拿袖子抹了抹嘴角，“不光是教你看东西。”

“那是教什么？”

“教你看人。”

“看人？”

“你看包浆和土锈，一个是人手上盘出来的，一个是地底下埋出来的。一个有人气，一个没人气。古玩这一行就是这样——东西身上带着什么气，人身上也带着什么气。有的人像传世的东西，表面光亮，内里温润，你跟他打交道越久越舒服，这种人能交。有的人像出土的东西，表面看着还行，底下全是土锈，一股子阴气，你跟他打交道久了要吃亏。”

“那个文古斋的胖老板，”他看了我一眼，嘴角抽了一下，“他倒是两样都不沾。他身上只有铜臭气。”

我忍不住笑了。老算盘损人不带脏字，但比骂人还狠。

天色渐渐暗下来了。古玩街的行人越来越少，摆摊的也开始收摊了，马路牙子上那个卖开元通宝的老头正把铜钱一个一个往布兜里装，叮叮当当的声音隔着半条街都能听见。槐树上的老鸹叫了两声，扑棱着翅膀往西边飞走了。

我站起来，把陶片揣好。老算盘也开始收拾摊子，把那几件东西一件一件往旧木箱里放，动作很慢，每放一件都要摩挲一下，像在跟它们道别。

“大爷，今天的事，谢谢您。”

“谢什么，你又不是没付学费。”

“我说的不是这个。”我看着他，“我说的是您刚才最后那句话——教我看人。”

老算盘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往木箱里放东西。他没抬头，只是闷闷地说了一句：“你以后就知道了。这行里，看人比看东西重要。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活的东西比死的东西难对付得多。”

他把木箱盖子合上，扣好，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一手拎着木箱，一手拿着马扎，紫砂壶夹在腋下，准备往回走。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我一眼。

“小子。”

“嗯？”

“你刚才说，你想学会怎么看东西，以后自己就能判断，不用每次都来问我。”

“对。”

“你今天学到的这些东西，”老算盘转过身来看着我，眼神严肃得不像一个摆地摊的老头，“不光能看陶片。”

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我更明白，他说的“看人”、“看路”，都不是我今天能完全懂的。有些东西得自己摔了跟头才能学会，别人说得再多也没用。

老算盘大概也看出了我心里在想什么，没再多说。他拎着木箱慢慢往街口走，左腿好像有点毛病，走起路来一颠一颠的。暮色从四面八方的屋顶上漫过来，把他的背影拉得很长很淡，像一张被水泡过的旧宣纸。紫砂壶里的凉茶在壶里晃荡，发出很轻很轻的水声。

我还蹲在槐树底下没动。风从北边邙山的方向吹过来，把槐树光秃秃的枝丫吹得哗啦啦响。我把手伸进兜里，摸到那块陶片。它被我的手汗捂得温热，但那种温，跟玉烟嘴的润完全不一样——它是死物被活人捂热的那种温。就像你捂一块石头，捂久了也会热，但你知道它心里是凉的。

汉代的东西。两千年前有人在窑里把它烧出来，有人把它放进墓里，有人把它埋进土里。两千年后一个犁地的农民把它翻出来，一个老太太把它捡回家垫墙角，然后一个收废品的穷小子把它揣在兜里，在一条古玩街上蹲着听一个老头讲它的故事。我忽然觉得这块陶片不只是一块陶片。

它是时间本身。被人埋下去的，被人挖出来的，被人当破烂扔掉的，又被人当宝贝捡起来的——不是时间，是什么？我爹说文物是国家的，挖出来卖钱是造孽。我当时不懂，觉得他死脑筋。现在我好像懂一点了——他说的不是东西，是说我们这些人不该碰这些。因为我们不配。我们没有那个能耐替两千年保管东西。我们只是把东西从土里刨出来，换个地方埋。换到博物馆的展柜里，或者换到有钱人家的博古架上。

我把陶片掏出来，在越来越暗的天光里又看了一眼。绳纹还是那几道绳纹，水锈还是那几块水锈，但我看它的眼光已经不一样了。它不再是一个能换钱的物件。它是一本书，一本用土写的书，我刚刚学会了读第一页。后面还有多少页，我不知道。

那天回家的路上，我蹬三轮蹬得很慢。三十里土路，平时一个多钟头就到了，那天骑了快两个钟头。不是我累了，是我一直在想事。我爹的债、信用社的催收通知单、王家沟老太太院子里那堆破烂、文古斋胖老板拍在柜台上的五块钱、老算盘说的那句“包浆是活的，土锈是死的”——这些东西在我脑子里搅成了一锅粥。

我十九岁。高中没念完。我爸死了。我家欠了三千块。我娘的眼睛快哭瞎了。我什么都没有，除了一双刚刚学会看包浆和土锈的眼睛。

够不够？不知道。但至少以后我再拿到一块陶片的时候，不用问别人了。我自己会看。我能分清什么是活的，什么是死的。这大概就是老算盘说的“眼力”吧。

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我娘在堂屋里等我，煤油灯的光从窗户透出来，昏黄昏黄的。我把三轮车停好，进了屋，我娘已经把饭热了三遍了。

“今天回来得比上次还晚。”她说。

“在古玩街待得久了点，”我把外套脱了，在脸盆里洗了手，坐到桌前，“跟一个老大爷学看东西。”

“看什么东西？”

“旧东西。”我不知道怎么跟她解释，就含糊了一句，“老物件，旧货。”

我娘没追问。她从来不多问，这是一种默契。她知道我在外面跑是为了还债，她也知道我还不上。但她信我。她把稀饭推到我面前，又把咸菜碟子往我这边挪了挪。

吃完饭，我回到自己床上，把裤兜里的东西全掏出来放在枕头边上——一块陶片，几张零钱，一张信用社的催收通知单，一张皱巴巴的高中退学通知书，还有那张老算盘给我写的烟盒纸。

我把陶片拿起来，在黑暗中用手指摸了摸绳纹。每一道都一样宽一样深。模印的。两千年了。我把陶片用破布重新包好，塞进枕头底下的一个铁盒子里。铁盒子是我爹留下的，以前装过烟丝，现在空着。

然后我躺下来，盖上被子，盯着黑暗中的房梁。窗外有风，吹得枣树枝丫敲在窗户上，嗒嗒响。

我在想，什么时候去找老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