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委员会成立后的第三天，郭长安遇到了一件事。

那天傍晚他查哨回来，路过北边森林防线的时候，看见三连的一个年轻战士蹲在树哨下面，用一根树枝在地上划拉。划了半天，把树枝一扔，站起来对着树干踢了一脚。踢得不重，但情绪不小。

“怎么了？”郭长安走过去。

那个战士叫刘二宝，二十二岁，去年退伍，在部队当过两年步兵。他看见连长过来，下意识立正了一下，然后又把肩膀塌下去了。“没事。”

“有事就说。”

刘二宝沉默了一会儿，弯腰把那根树枝捡起来，在地上画了一个圈。“连长，咱们现在到底算啥？”

“临河防卫军。”

“我知道是防卫军。我是说——”他用树枝在圈里戳了几下，“防卫军归谁管？周总指挥？行政委员会？还是——”他顿了顿，“还是谁都不归？咱们以前在部队，上面有团、有师、有军区、有军委。现在上面有啥？”

郭长安没有立刻回答。不是答不上来，是他知道这个问题不能随便答。他蹲下来，从刘二宝手里接过那根树枝，也在那个圈旁边画了另一个圈。

“我也有这个疑问。不光是咱们。昨晚我们四个连长碰头，老马也提了同样的问题。他说——部队要有根。这个根不是一个人，是一个组织。一个人的命有限，组织的命可以传承。周总指挥能带我们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但之后呢？等他老了，谁来带？我们听谁的命令？下一任总指挥凭什么让我们服从？这些问题不回答，军队就是建在沙子上。”

刘二宝听完，沉默了一会儿。“那答案是什么？”

“答案不是我一个人能给的。”郭长安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但我听说，周总指挥和赵主任他们已经在商量了。这几天就要开会。”

刘二宝没有再问。他把地上的两个圈用树枝连了起来，然后站起来，跟郭长安一起往营地走。那根树枝他留在了地上，两个圈中间连着一道线，在泥土上清清楚楚。

与此同时，在镇中心小学一间改作临时办公室的教室里，孙悦也在想同一件事。不过她的角度不同。

她面前坐着许文渊。这位退休的历史老师正在手抄一本初中历史教材——不是照抄，是改写。他把原来的中国近现代史部分重新编排，加了很多关于民主共和、宪政制度的内容，还专门写了一章“国家与政党的关系”。他抄得很慢，一行一行用钢笔写，字迹工整得像印刷体。

“许老师，”孙悦翻着那本草稿，“这些东西，我们现在用得上吗？”

“现在用不上，但以后一定用得上。”许文渊把钢笔搁在墨水瓶口上，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孙校长，你看这个镇子——哦不对，现在应该叫临河了。你看临河这十来天，做了多少事？成立行政委员会，组建民兵，修水渠，收废钢，跟荷兰人做贸易，学校复课——这些事放在以前，哪一件不得层层审批、等上几个月？现在为什么这么快？”

孙悦想了想。“因为没有上面了。”

“对。没有上面了。”许文渊把眼镜戴上，“但也没有了方向。没有上面，做事快了。没有方向，人心会散。快和散是一对矛盾——你必须有一个东西来取代原来那个‘上面’。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机构，是一套思想。一套让所有人都认同、都愿意为之付出的思想。中国历史上每次改朝换代，从秦汉到明清，表面上是换皇帝，骨子里是换一套治国的思想。我们现在做的，其实就是改朝换代——只不过没有皇帝，也没有旧朝可改。”

他把草稿翻到第一页，手指点着第一行字。“政党。现代国家不是靠一个人统治的，是靠一个政党。政党代表一种思想，凝聚一群人，通过制度化的方式管理国家。我们很快就要建国了——建国就得有党。没有党的国家，就像没有骨架的身体。”

孙悦沉默了一会儿。她把那本草稿合上，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操场上的狗尾巴草已经被拔掉了一半，孩子们在剩下的半边操场上跑操。跑步的口令是一个退伍兵喊的，不太标准，但孩子们跑得很认真。她忽然转过身。

“许老师，你说的这件事，周总指挥和赵主任他们——会不会已经在做了？”

许文渊重新拿起钢笔，蘸了一下墨水。“如果他们没有在考虑这件事，那我们做的一切都是白做的。但我相信——”

他低头继续抄写，没有把话说完。

事实上，周远山已经在考虑了。不只是考虑——他已经在做了。就在郭长安蹲在树哨下面和刘二宝画圈的那个傍晚，周远山找到赵为民，关上门，连煤油灯都没点，两个人摸着黑在办公室谈了一个多钟头。

然后他又找了林哲。然后是老马。然后是刘德柱。然后是孙悦。然后是王医生。他是一个一个找的，不是一起找——因为有些话只能先跟一个人说，看反应，想清楚了再跟下一个人说。这是周远山做事的方式。他从来不急，但他从来不拖。

三天后的傍晚，赵为民办公室的门从里面闩上了。

煤油灯点得很亮，玻璃罩擦得干干净净——这是今晚会议的重要性决定的。赵为民觉得，谈这件事，灯必须亮。

屋里坐了七个人。赵为民坐在办公桌后面，周远山坐在他右手边，林哲坐在左手边。孙悦坐在靠窗的椅子上，王医生坐在她旁边，老马和刘德柱并肩坐在靠墙的长凳上。七个人，除了煤油灯芯偶尔发出的噼啪声，没人说话。空气里有一种紧绷的安静——不是紧张，是郑重。每个人都知道今晚要谈什么，每个人都在等别人先开口。

赵为民先开口了。

“今晚叫大家来，只谈一件事。军事委员会成立了，防卫军拉起来了，水渠在修，地在翻，学校在上课，贸易在谈。从外面看，我们这个镇子——我们这个还没建国的政治实体——已经像个样子了。但从里面看，有个窟窿，越来越大。”

他把煤油灯往前推了推，好像这样能让所有人看得更清楚。

“这个窟窿，就是思想。我们为什么要组织起来？我们要往哪里去？我们相信什么？反对什么？行政委员会是管行政的，军事委员会是管打仗的，但谁来管方向？谁来管人心？这不是赵为民一个人的事，也不是周远山一个人的事。这是需要我们所有人一起回答的事。今晚不做决议，只讨论。每个人把自己的想法摊到桌面上来。”

沉默了几秒，周远山先开口了。

“我是拿枪的。拿枪的人考虑问题简单——枪听谁的话？这个问题不解决，枪就没有方向。我在部队呆了三十年，从一个列兵干到连长，我从入伍第一天就知道——枪听党的指挥。这是刻在骨子里的。现在党不在了——不是不想听，是党的组织不在这里。所以我们得有自己的党。不是为了搞政治，是为了让拿枪的人知道，他手里的枪不是某个人给他的，是一个组织给他的。他服从的不是某个人，是一个组织。一个人的命有限，组织的命可以传承。这样，军队才不会变成私人武装。这样，等我周远山老了、死了，下一任总指挥接过去，军队还是党的军队，不是谁的私家军。”

他停下来，拿起搪瓷茶缸喝了口水。“我说完了。”

林哲接着开口。他把笔记本翻开，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那是他连着几个晚上和实践团队的大学生们讨论出来的笔记。

“周议长提的是军队对谁负责的问题。我想把这个问题再往前推一步——我们的权力本身，对谁负责？”

他把笔记本转过来，让所有人都能看到上面写的一行大字：“权力来源的合法性”。

“我们这一万两千人，被抛到了一个没有国家、没有法律、没有上级的地方。行政委员会怎么来的？是第一次全体代表大会选出来的。这是目前我们能有的最接近民主的方式。但问题来了——全体代表大会怎么选？多久开一次？代表怎么产生？如果以后我们有两万人、五万人、十万人——还能全体开大会吗？如果不能，代议制怎么建立？谁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选出来的代表对谁负责？再往深一层——行政委员会做决策的依据是什么？我们现在是靠赵主任、周议长和各位召集人的个人判断在做事。这十几天还行，因为情况紧急，大家信任你们。但一个月后呢？一年后呢？十年后呢？如果我们不建立一套制度化的权力运行机制，光靠个人威信，迟早会出问题。”

他翻到笔记本的另一页。

“要建立制度化的权力运行机制，就必须有一个政治组织来承载它。这个组织，就是政党。政党不是个人，不是政府，是一个有纲领、有纪律、有成员、有组织架构的政治团体。它代表一种思想，凝聚一群志同道合的人，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参与国家治理。它的责任是确保权力不被滥用，确保决策不偏离方向，确保人民有渠道表达诉求。”

他顿了一下，看了看在场每个人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