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〇〇三年七月，永州火车站像一锅煮沸的粥。
下午两点的太阳毒辣辣地烤着水泥站台，蒸汽混着汗味、烟味、泡面味在空气里蒸腾。绿皮火车像一条疲惫的巨蟒，趴在铁轨上喘息，每一节车厢门口都堵着人，行李，哭闹的孩子，还有扯着嗓子喊“让一让”的乘务员。
雪保挤在人群里，背上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左手提着一个捆得结实的纸箱——里面是书，全是书。右手拎着网兜，网兜里搪瓷缸和饭盒碰撞出哐啷哐啷的响声。他穿着母亲缝的那件白衬衫，三年了，领子已经磨出毛边，但洗得很干净，在浑浊的空气里白得晃眼。
“往里边走！里边有空！”乘务员挥舞着小红旗。
雪保顺着人流的推力，挤进了7号车厢。车厢里更热，像蒸笼。风扇在头顶吱呀吱呀地转，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座位早就满了，过道里挤满了人，有坐在行李上的，有蹲在角落里的，有直接铺张报纸坐在地上的。
他的票是硬座，75号。挤到座位前，已经是一身汗。75号靠窗，这是个好位置——能看风景，有小桌板，还能少受点过道里人来人往的挤压。他把纸箱塞到座位底下，网兜放到行李架上，帆布包抱在怀里。坐下时，木头座椅硬邦邦的，坐垫里的弹簧硌得慌。
对面坐着三个人：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在看报纸；一个抱着孩子的年轻妈妈，孩子在哭；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在打瞌睡。旁边靠过道的位置是个胖男人，已经脱了鞋，脚臭味混在空气里，让人皱眉。
火车“哐当”一声，缓缓开动了。站台开始向后移动，越来越快。永州城的轮廓在窗外模糊，然后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田野，村庄，河流。雪保看着窗外，心里很平静。这已经是他第四次坐这趟车了——前三次是寒暑假回家，这次是毕业后去广州工作。
四年大学，弹指一挥。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系，他拿到了学士学位，还因为成绩优异被保送研究生，但他放弃了。不是不想读，是等不及了。二〇〇一年，中国加入WTO，整个国家像上了发条一样加速。深圳的房价在涨，上海的股市在回暖，广州的街头到处都是创业的年轻人。他感觉，一个巨大的时代浪潮正在涌来，他不想再坐在教室里读书，他要跳进去，游泳，冲浪，哪怕呛几口水，也比在岸上看强。
所以，当深圳一家私募基金给他发来录用通知时，他几乎没有犹豫。月薪三千五，在二〇〇三年是不错的起薪。更重要的是，能真正接触投资，真正用他学了八年的那些知识——从《金融市场基础》到《股票操作学》，从模拟炒股到毕业论文《价值投资在中国A股市场的实证研究》。
火车驶出永州地界，进入衡阳。窗外的风景从丘陵变成平原，稻田一望无际，绿得发黑。车厢里渐渐安静下来，只有车轮撞击铁轨的哐当声，均匀，单调，像巨大的心跳。
雪保从帆布包里掏出一本书。深蓝色的封面，烫金的英文标题：《The Essays of Warren Buffett》。这是他在学校图书馆发现的，原版，一九九七年出版，收录了巴菲特从一九七九到一九九六年致股东的信。图书馆要处理旧书，他花了二十元买下来——原价是三十五美元，按当时的汇率，接近三百元人民币。
书很厚，六百多页，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他翻开扉页，上面有一行娟秀的英文赠言：“To my son, may you find your own way. ——Warren Buffett, 1997”不知道是哪个留学生留下的，但这句话击中了他。Find your own way——找到自己的路。这正是他要做的。
他开始读。第一封信，一九七九年。巴菲特用他特有的、平实中带着幽默的语气，讲伯克希尔·哈撒韦这一年的业绩，讲投资理念，讲市场波动。没有复杂的公式，没有晦涩的术语，就像一位智慧的长者在炉边聊天。
但雪保读得很慢，很认真。每读一段，就在心里翻译，消化，思考。遇到重要的观点，就用铅笔在页边做标记。他已经不是四年前那个在绿皮火车上懵懂南下的少年了，他有了系统的知识，有了模拟的经验，有了对这个世界更深的认知。现在读巴菲特，他能听懂那些平淡话语背后的深意，能看见那些简单原则背后的复杂体系。
读到伯克希尔的投资组合时，他停下来，从帆布包里掏出笔记本。翻到最新一页，上面是他手抄的A股几家公司的财务数据：贵州茅台，净资产收益率32%；万科A，资产负债率55%；招商银行，净利润增长率28%……
他对比巴菲特的持股：可口可乐，吉列，华盛顿邮报。这些公司有什么共同点？他总结了几条：
1. 业务简单易懂
2. 有持续竞争优势（护城河）
3. 管理层诚实能干
4. 价格合理
再看A股这些公司，茅台满足1、2、4，管理层他不了解。万科满足1、3，但地产行业周期性太强。招行满足3、4，但银行业务他还不完全懂。
“护城河”，这是巴菲特经常用的比喻。一家公司要有护城河，才能抵御竞争，才能持续赚钱。什么是护城河？品牌？技术？成本优势？网络效应？他一边想，一边在笔记本上写，画，像在做一道复杂的证明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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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小伙子，看这么深的书？”
雪保抬起头。对面那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不知什么时候放下了报纸，正看着他手里的书。男人五十岁上下，穿着灰色的确良衬衫，戴着一副金丝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很温和，带着学者式的探究。
“随便看看。”雪保说。
“巴菲特的原版书，可不随便。”男人笑了笑，“你是学金融的？”
“嗯，刚毕业，去广州工作。”
“做投资？”
“在一家私募基金做研究员。”
男人点点头，从随身带的黑色人造革公文包里拿出一本杂志，递给雪保：“巧了，我也是做这行的。看看这个。”
雪保接过杂志，是《财经》月刊，二〇〇三年六月号。封面文章标题：《价值投资在中国：水土不服？》。他快速翻了翻，文章分析了A股市场过去几年的表现，得出结论：在中国做价值投资很难，因为市场不成熟，投资者不理性，公司治理不规范。
“您觉得呢？”雪保问。
“我觉得文章说得对，但不全对。”男人推了推眼镜，“价值投资的核心是‘用五毛钱买一块钱的东西’。这个原则，在任何市场都适用。但问题是，你怎么知道那东西值一块钱？在成熟市场，有完善的信息披露，有成熟的估值体系。在中国，这些都不健全。所以，不是原则不对，是应用的环境不同。”
雪保想起自己毕业论文里的结论。他研究了A股一九九八年到二〇〇二年的数据，发现如果用巴菲特的选股标准（低市盈率、高净资产收益率、低负债率），选出的组合五年累计收益率是85%，而同期上证指数只涨了12%。价值投资在中国不但有效，而且超额收益明显。
“我做过实证研究，”他说，“用巴菲特的标准选股，在A股能跑赢大盘。”
“哦？”男人来了兴趣，“用什么标准？”
雪保翻开笔记本，指着那一页：“净资产收益率大于15%，市盈率小于20，资产负债率小于60%，业务看得懂。从一九九八到二〇〇二年，这样的组合年化收益率16%，上证指数年化2.4%。”
男人接过笔记本，仔细看了看那些数字和图表。看了一会儿，他抬起头，眼神里有了变化：“这是你做的？”
“嗯，毕业论文。”
“有点意思。”男人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雪保，“我叫陈启明，在深圳一家基金公司做投资总监。我们公司正在招研究员，你有兴趣吗？”
雪保接过名片。淡黄色的卡片，很朴素，只有名字、职位、公司、电话。公司名字他听过，是深圳排名前五的私募，管理的资产超过五十亿。他手里那张录用通知，是另一家小公司发的，管理规模不到五个亿。
“谢谢陈总，”他说，“但我已经接了另一家的offer。”
“哪家？”
雪保说了名字。陈启明想了想：“那家也不错，老板是香港回来的，理念比较新。不过……”他顿了顿，“如果你想来我们这边，随时可以联系我。我们正在筹备一个价值投资策略的产品，需要你这样的研究员。”
雪保道了谢，把名片小心地夹进巴菲特的书里。这不是客套，是机会。但他没立刻答应，因为他有自己的计划：先去小公司，积累经验，熟悉市场，等翅膀硬了，再考虑更好的平台。就像巴菲特说的，投资要等，要耐心。职业也一样，要等，要在合适的时机做合适的选择。
火车驶入郴州地界。窗外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一座座孤峰拔地而起，像巨大的石笋。夕阳西下，给这些石峰镀上一层金红色，壮丽得像一幅油画。车厢里亮起了灯，昏黄的灯光下，烟雾缭绕，泡面味更浓了。
雪保继续看书。读到一九八七年的信，那一年美国股市经历“黑色星期一”，道琼斯指数一天暴跌22.6%。巴菲特在信里写：“市场就像天气，无法预测，但气候（价值）可以判断。在暴风雨中，好公司不会沉没，只会打折出售。这时候，不是恐慌，是机会。”
他想起自己模拟炒股时，遇到大盘下跌，不但不卖，还加仓。当时只是凭直觉，现在明白了背后的道理：市场恐慌时，好公司打折卖，这是买入的机会。关键是，你要能判断哪些是好公司，要有耐心等打折，要有勇气在别人恐慌时贪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