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九八年六月六日，晚上八点。

三家村沉浸在一种奇特的寂静里。狗不叫，孩子不闹，连树上的蝉都歇了声。只有蒋家堂屋的煤油灯还亮着，灯芯捻得很小，一豆灯火在玻璃罩里微微摇晃，在土墙上投出三个巨大而沉默的影子。

雪保坐在八仙桌旁，面前摊着明天要带的文具袋：两支削好的铅笔，两支黑色签字笔，圆规，三角板，量角器，橡皮，准考证，身份证。每样都检查了三遍，像战士出征前检查枪支弹药。

蒋三喜坐在他对面，抽着旱烟。烟锅里的火光一明一灭，映着他沟壑纵横的脸。他已经抽了三锅烟，从傍晚抽到现在，没说话，只是看着儿子。看儿子清瘦的侧脸，看他因为长期伏案而微驼的背，看他那双眼睛——和十二年前出生时一样，清澈，专注，带着与生俱来的审视。

李玉英在灶房忙活。其实没什么可忙的了，但她停不下来。烧水，擦灶台，洗抹布，动作很轻，很慢，像在完成某种仪式。锅里煮着两个鸡蛋，水咕嘟咕嘟地响，蒸汽从锅盖缝里冒出来，带着鸡蛋的腥香。她说，明天早上吃鸡蛋，一百分。

堂屋里的挂钟嘀嗒嘀嗒地走。钟是老式的，需要上发条，钟摆是黄铜的，每走一秒就“咔”一声。雪保在默数，数到六十，分针跳一格。数到三千六百，时针跳一格。时间在走，像河水流向大海，一去不回头。

九点整。蒋三喜磕了磕烟锅，把最后一点烟灰倒进搪瓷缸。然后，他从中山装的内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

信封很普通，是信用社用的那种，右下角印着“永州红旗乡信用社”的红色字样。信封没有封口，蒋三喜从里面抽出三张钞票。

不是十元的大团结，是百元大钞。三张，崭新的，红色，毛主席的头像在煤油灯光下泛着庄严的光泽。一九九零年版，第四套人民币，一百元面额第一次发行。

雪保怔住了。他见过百元钞，在信用社柜台，在报纸上，但没亲手摸过。更没见过三张在一起。三百元，是父亲两个月的工资，是奶奶卖两千五百个鸭蛋的收入，是他稿费存款的十二分之一。

蒋三喜把三张钞票抚平，对齐，重新放回信封。然后，他把信封推到雪保面前。

“这里面是三百元。”蒋三喜的声音有些沙哑，像砂纸磨过木头，“是你去广州的路费，和第一个月生活费。”

雪保没接。他看着那个信封，看着父亲推信封的手。那只手很粗糙，关节粗大，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蓝色墨水印——那是常年打算盘、记账留下的印记。手背上青筋暴起，像老树的根。

“爸，我有钱。”雪保说，“稿费存了三千多，够用。”

“我知道。”蒋三喜说，“但这是你的。那三千多是你挣的，这三百是我给的。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蒋三喜沉默了一会儿，看着煤油灯的火苗：“你挣的钱，是你的本事。我给你的钱，是我的心意。本事让你走得远，心意让你记得从哪里来。”

雪保还是没接。他知道家里不宽裕。哥哥在铁路局，工资要攒着结婚。姐姐在山区支教，每月只够自己花。父母在信用社和家里，收入刚够开销。三百元，不是小数。

“拿着。”蒋三喜的语气不容商量，“明天考完，不管考得怎么样，你都要去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本硕连读。这是你自己选的，也是咱们家能给你的最好的路。”

“路费不用这么多，火车票硬座几十块，到了学校有补助……”

“不是让你省着花。”蒋三喜打断他，“是让你知道，你背后有这个家。三百元不多，但关键时候，能顶一阵。”

他顿了顿，又说：“更重要的是，这是对你最后的考验。”

“考验？”

“对。从前，你挣稿费，卖作业本，做代理，都是小打小闹。钱多钱少，亏了赚了，都在可控范围内。但这三百元不一样。”蒋三喜指着信封，“这是你离开家，一个人去千里之外，要花的钱。怎么花，花在哪，什么时候花，全由你自己决定。没人提醒，没人监督，没人给你记账。”

“就像你模拟炒股，十万虚拟币，怎么买怎么卖，是你自己定。但那毕竟是模拟，亏了不心疼。这是真钱，是真考验。你要用这三百元，在广州活下来，学下去，走出来。”

雪保终于明白了。这不是简单的给钱，是交责任。父亲在说：从接过这个信封起，你要完全为自己负责。路费怎么省，生活费怎么规划，意外怎么应对，全是你自己的事。家只能送到这里，剩下的路，要你自己走，账要你自己算。

他想起十二岁第一次徒步上学，父亲送到渡口。想起第一次收到稿费，在邮局门口的选择。想起模拟炒股，三个月的等待和坚持。每一次，都是考验。每一次，都在为这一天做准备。

而今天，是最后一场模拟考。考题是：给你三百元，去一个陌生城市，开始新生活。你怎么解题？

他伸出手，接过信封。牛皮纸温温的，还带着父亲的体温。厚度刚好半寸，不重，但很沉。沉的不是钱，是责任，是信任，是放手。

“爸，我会记好账。”雪保说，“每一分怎么花的，都记下来。寒假回来，向您汇报。”

“不用汇报。”蒋三喜摇头，“账是记给自己看的，不是给别人查的。你只要对得起这三百元，对得起这四年的光阴，就行。”

这时，李玉英从灶房出来，端着一碗糖水鸡蛋。两个鸡蛋，卧在红糖水里，热气腾腾。她眼睛红红的，但没哭，只是把碗放在儿子面前。

“趁热吃，明天好好考。”

雪保埋头吃鸡蛋。鸡蛋很嫩，糖水很甜，甜得发苦。他吃得很慢，一口一口，像在咀嚼这十八年的光阴。从三家村到黄阳司，从黄阳司到县城，从县城到广州。每一步，都有父母的目送，每一次远行，都有家的托举。

而现在，他们要放手了。像放风筝，线还在手里，但风筝要自己飞，飞多高，飞多远，看风，也看风筝自己。

吃完鸡蛋，他起身，走到堂屋正中的毛主席像前。那里挂着他这些年得的奖状：数学竞赛第一，作文发表，三好学生……最上面，是华南理工大学的预录取通知书——他通过了自主招生，只要过一本线就能上。

他对着奖状和通知书，鞠了一躬。不是鞠躬，是告别。告别过去的荣光，也告别过去的庇护。从明天起，他是一个人，一把算盘，一本账，走向未知的世界。

然后他回到桌边，拿出那个硬壳笔记本——记录稿费的那个。翻开新的一页，在页眉写上：

“1998年6月6日，收父亲给路费生活费300元整。”

下面画了表格：

日期 项目 金额(元) 余额(元) 备注

第一行已经填好：6月6日，收父亲给款，+300.00，300.00。

他合上笔记本，放进书包，和准考证放在一起。然后对父母说：“爸，妈，我去睡了。你们也早点睡。”

“去吧。”蒋三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