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八七年秋天，蒋家迎来了村里第一台电视机。

那天下午，一辆拖拉机“突突”地开进三家村，停在蒋家院门口。开车的是镇供销社的老王，他从车斗里抱下一个大纸箱，纸箱上印着三个红字：金星牌。

“老蒋，货到了！”老王嗓门大，一喊半条街都听见了。

蒋三喜从信用社请了半天假，早早等在家里。他帮着老王把纸箱抬进堂屋，李玉英已经把八仙桌擦了三遍。纸箱打开，泡沫塑料里躺着一台十四英寸黑白电视机，深绿色的塑料外壳，银色的旋钮，屏幕蒙着深蓝色的保护布。

“乖乖，真家伙。”老王拍拍电视机外壳，“这可是紧俏货，我托了县里的关系才弄到一台。”

蒋三喜没说话，只是仔细检查。他摸了摸外壳，转了转旋钮，又看了看背后的插口。最后，他从怀里掏出个手帕包，一层层打开，数出四十二张“大团结”——四百二十块钱。这是他两年的工资积蓄。

老王接过钱，蘸着唾沫数了两遍，笑了：“老蒋，你这可是全村头一份。晚上得请我喝酒。”

“一定，一定。”

电视机摆在了堂屋正中的条案上。蒋文轩从学校回来，看见电视机，推了推老花镜：“这东西，真能把外面的世界搬进来？”

“能，”蒋三喜说，“晚上七点，中央台有新闻。”

消息像风一样传遍全村。不到天黑，蒋家院子里已经挤满了人。男女老少自带板凳，揣着瓜子花生，眼巴巴等着。孩子们在最前面坐成一排，后面是大人，再后面是站着的老头老太太。院墙外还扒着不少看热闹的。

雪保挤在最前面。他七岁了，已经上学，但对电视机的理解还停留在“会动的画”上。他盯着那个黑乎乎的屏幕，心里有无数个问题：人怎么进去的？声音从哪里来？那些故事是真的吗？

天终于黑了。蒋三喜拧开电视机开关，指示灯亮起红光。他调整天线——那是一根绑在竹竿上的铝丝，从窗户伸出去，架在屋檐上。屏幕上开始出现雪花，滋啦作响。

“动了动了！”孩子们欢呼。

蒋三喜小心转动旋钮。雪花渐渐变成模糊的图像，是广告：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在喝咖啡。“雀巢咖啡，味道好极了……”

图像不稳定，晃来晃去。蒋三喜让大儿子蒋玉龙到院里转竹竿。“往左一点……再往左……好，停！”

图像清晰了。新闻联播开始，罗京和李瑞英出现在屏幕上。“各位观众晚上好……”

全场安静下来。只有电视机里的声音，在夜空中回荡。雪保盯着屏幕，眼睛一眨不眨。他看见天安门广场，看见人民大会堂，看见那些穿着中山装的人。那些地方，他只在课本上见过。现在，它们就在眼前，虽然只有黑白两色，虽然隔着玻璃屏幕，但真的在动，在说话。

新闻播到农村改革，讲到乡镇企业。画面上出现工厂，机器，忙碌的工人。有人小声议论：“咱们村要是也有厂子就好了……”

雪保没说话。他盯着那些机器，心里在算：一台机器一天能生产多少东西？能卖多少钱？要多少工人？电费多少？他算不出来，数字太大，超出他的理解范围。但他感觉到，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用机器和数字构成的世界。

新闻结束，天气预报开始。当播音员说到“湖南永州”时，全场爆发出欢呼。“听见没？说咱们永州呢！”“明天下雨，得收稻子了。”

雪保却注意到另一个细节：天气预报有地图，地图上有线条，有符号，有数字。温度、湿度、风力、降水概率……一切都是数字。原来，连天气都可以用数字预测。

天气预报结束，蒋三喜正要关电视，老王喊：“别关别关！《霍元甲》要开始了！”

果然，片头曲响起：“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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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霍元甲》改变了三家村的夜晚。

从此，每天晚饭后，蒋家院子就成了全村的电影院。大人小孩自带板凳，来晚了只能站着，再晚就只能扒墙头。蒋三喜特意在院里拉了盏一百瓦的电灯泡，又准备了茶水——茶叶是自家炒的粗茶，不要钱，管够。

雪保总是坐在最前面，离电视机不到两米。这个距离是计算过的：近了伤眼睛，远了看不清。他坐得笔直，双手放在膝盖上，像个上课的好学生。

霍元甲在屏幕里打迷踪拳，雪保在下面悄悄比划。陈真踢馆，他攥紧小拳头。看到坏人得逞，他气得跺脚。但更多时候，他在观察那些细节：霍元甲家的院子有多大？练功的木桩是什么木头？精武门的牌匾值多少钱？

有一集，霍元甲开精武体操会，收学徒，每人每月交一块大洋。雪保心里一算：如果有一百个学徒，一个月就是一百大洋。一年一千二百大洋。这么多钱，能买多少米？多少布？多少……

“雪保，发什么呆？”旁边的铁蛋捅捅他。

“没、没什么。”雪保回过神，继续看电视。但他发现，自己已经不能单纯地看故事了。他总会不自觉地去算，去衡量，去比较。

电视剧里有个反派，是开烟馆的。雪保问爷爷：“烟馆是什么？”

“卖大烟的地方，”蒋文轩压低声音，“害人的东西。”

“那为什么还有人开？”

“来钱快。”

雪保记住了：来钱快的不一定是好事。这个道理，后来他在股市里见过无数次。那些暴涨的妖股，那些诱人的概念，就像电视里的烟馆，看着热闹，底下是深渊。

《霍元甲》播到一半，出了件意外。有天晚上正放到关键处，霍元甲和俄国大力士比武，全村人屏住呼吸。突然，图像开始扭曲，声音变调，最后变成满屏雪花。

“哎呀，没了！”

“怎么回事？”

蒋三喜赶紧调试，转天线，拍电视机，都没用。老王也在，他看了看说：“怕是停电了。”

果然，村里的电灯也灭了。一片漆黑中，有人叹气，有人抱怨。孩子们最失望，嚷嚷着要知道比武结果。

蒋三喜点起煤油灯：“今晚看不成了，都回吧，明晚再来。”

人群渐渐散去。雪保没走，他站在电视机前，盯着黑乎乎的屏幕。煤油灯的光在屏幕上反出模糊的影子，像另一个世界的人口。

“爸，”他问，“电视机为什么需要电？”

“没电就不能工作啊。”

“那人呢？人需要什么才能工作？”

蒋三喜被问住了。他想了一会儿说：“人需要吃饭，需要知识，需要……理想。”

“理想是什么？”

“就是想做的事，想成为的人。”蒋三喜摸摸儿子的头，“比如霍元甲，他的理想就是强身健体，振兴中华。”

雪保想了想：“那我的理想是什么？”

“你还小，慢慢想。”

那天晚上，雪保梦见自己变成了霍元甲，在电视里打拳。但打着打着，他发现对手不是俄国大力士，而是一串串数字。那些数字跳来跳去，他出拳，数字就散开，又聚拢。他打不完，也打不赢。

醒来时，天刚蒙蒙亮。他爬起来，走到堂屋。电视机静静地坐在条案上，屏幕黑着，像一只闭上的眼睛。他忽然觉得，这台机器不只是机器，它是一扇窗，透过它，他能看见一个更大的世界。

而那个世界里，不只有霍元甲的拳头，还有别的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呢？他还说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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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电视机带来的不只有热闹，还有账。

电费第一个月就涨了三块。蒋三喜去信用社交电费时，会计老李打趣：“老蒋，你这电视看得值啊，全村共享。”

蒋三喜笑笑没说话。回家后，他在账本上记下：电费，+3元。

雪保看见了，问：“爸，电视花了多少钱？”

“电视机四百二，电费一个月多三块，一年三十六。还有，”蒋三喜指着电视机上的防尘布，“这布是你妈新做的，布料一块二。”

雪保心算：四百二十加三十六加一块二，等于四百五十七块二。两年多的工资。

“值得吗？”他问。

蒋三喜看着儿子，想了想：“有些东西，不能光算钱。你爷爷看了电视，知道国家大事，上课能跟学生讲。你妈看了《霍元甲》，学会了做新菜——电视里教过一道红烧肉。你哥你姐回来，也能看看新闻，不落伍。这些，值多少钱？”

雪保似懂非懂。但他开始观察，电视到底带来了什么。

他发现，爷爷看完新闻，第二天上课时会讲“改革开放”、“乡镇企业”。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比课本上的故事吸引人。

他发现，妈妈学会了电视里的缝纫技巧，给他做的衣服更合身了。

他发现，村里人看完《霍元甲》，早上练拳的人多了。连六十岁的三叔公都开始扎马步。

他还发现，电视改变了村里的时间。以前天黑就睡，现在不到九点不散场。以前农闲时打牌聊天，现在讨论剧情。以前消息闭塞，现在通过电视，知道县里要修路，知道广东在招工，知道北京开了亚运会。

这些变化，能用钱算吗？雪保算不出来。但他感觉到，有一种东西在流动，在生长，像春天的竹笋，看不见，但能听见拔节的声音。

有天晚上，电视里播广告：一个穿着西装的年轻人，提着公文包，走进高楼大厦。字幕打出：“深圳速度，三天一层楼。”

雪保问：“爸，深圳在哪？”

“广东，离香港近。”

“三天一层楼，是真的吗？”

“电视里说的，应该是真的。”

雪保算：一层楼就算三米高，三天一米，一天一尺。这种速度，他想象不出来。三家村盖一间土房，要一个月。三天一层楼，那是什么概念？

“那里的人，一定很有钱。”他说。

蒋三喜笑了：“不是有钱，是敢干。敢想，敢闯，敢为天下先。”

这句话，雪保记了很久。敢为天下先。很多年后，当他在股市里第一次全仓买入比亚迪时，想起的就是这句话。那时候，新能源汽车还是概念，没人相信能成。但他敢，因为他从电视里见过，什么是“深圳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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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霍元甲》播完了，接着是《陈真》《霍东阁》。村里的武侠热持续了整个冬天。但雪保的兴趣，慢慢转向了别的节目。

他发现，周二下午没有电视剧，播的是《动物世界》。赵忠祥的声音浑厚有力：“在非洲大草原上，角马正在迁徙……”

屏幕上，成千上万的角马渡过马拉河，鳄鱼潜伏，狮子等待。雪保看呆了。他没见过那么多动物，更没见过那么残酷的生存竞争。角马为什么要迁徙？因为草原有旱季雨季，要追逐水草。这是本能，也是计算。

“奶奶，”他问，“咱们的鸭子为什么不迁徙？”

熊冬香正在纳鞋底，头也不抬：“傻孩子，咱们这儿水草丰美，迁什么徙。”

“那如果干旱了呢？”

“那就挖井，修渠。人还能被尿憋死？”

雪保想了想，觉得奶奶说得对。动物靠本能，人靠智慧。智慧是什么？就是会算，会想，会提前准备。

他还喜欢看《新闻联播》后的《经济半小时》。虽然很多听不懂，但那些图表、数据、分析，让他着迷。有期节目讲温州模式，讲农民办厂，讲“前店后厂”。屏幕上出现小小的作坊，工人在缝纫机前忙碌，院子里堆满成品。

雪保问：“爸，咱们村能办厂吗？”

“办什么厂？”

“比如……鸭蛋厂。奶奶的鸭蛋这么好，做成皮蛋、咸蛋，能卖到更远的地方。”

蒋三喜认真想了想：“要办厂，得有钱，有技术，有人，有销路。咱们村，要啥没啥。”

“那温州原来有什么？”

蒋三喜答不上来。他忽然意识到，儿子的问题，他回答不了。不是不知道答案，是没想过。他习惯了信用社的账本，习惯了每天存钱取钱，没想过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怎么生出更多的钱。

那天晚上，蒋三喜失眠了。他听见儿子在隔壁说梦话，嘀嘀咕咕的，好像在算什么账。他起身，走到堂屋。电视机黑着，屏幕上映出他的影子，模糊，变形。他忽然觉得，自己像那只屏幕上的角马，一直在迁徙，却不知道要去哪里。而儿子，像那只潜伏的鳄鱼，静静地观察，等待时机。

时机是什么？他不知道。但他知道，时代在变。电视里天天说，改革开放，搞活经济。这些词，他懂，又不完全懂。他只知道，信用社的存款在变多，贷款的人在变多，人们谈论的不再只是粮食和收成，还有生意和买卖。

这个世界，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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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春天，电视机出了第一次故障。

图像变成一条横线，声音还有。蒋三喜拍了几下，没用。打电话到镇里，维修员说忙，要三天后才能来。

全村人都急了。晚上院子空荡荡的，孩子们没处去，在村里乱窜。大人也无聊，早早睡觉。蒋三喜觉得，好像少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雪保却对维修产生了兴趣。第三天维修员来，他搬个小板凳坐在旁边看。维修员打开电视机后盖，里面是密密麻麻的零件，电线，电路板。

“叔叔，这是什么？”雪保指着一个玻璃管。

“显像管，最重要的部件。图像就是它出来的。”

“那这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