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湖医院在澳门半岛的东边,靠海,老楼临街的一排窗户对着友谊大马路,新楼在后面,白瓷砖贴面,在上午的阳光里亮得晃眼。苏宝赞站在医院门口的时候,手心全是汗。小岁被乔南南抱走了,杨若南留在巷口看着林启正带来的那几个人——林启正自己跟来了,站在苏宝赞身后三步远的地方,金丝眼镜后面的眼睛红着,一直没有擦。
陈宝赞被泰国警察带走了。带走之前他看了苏宝赞最后一眼,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都没说。他的背驼得很厉害,中山装后领磨破了,露出一截灰白的衬衣领子。
苏宝赞走进医院大厅。冷气很足,吹得她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挂号处排着队,导诊台的护士抬头看了她一眼,又低下头去。没有人知道昨天晚上这栋楼里死了一个医生。
林启正在她身后低声说:“我问过了,值班室在二楼,走廊尽头。警察已经来过了,但没封,说是一般死亡,没有外伤,初步判断是心梗。”
“那个医生叫什么?”
“周慕仁。六十三岁,在镜湖做了三十年肝科。1998年的时候,他是肝科的主治。”
苏宝赞上了二楼。走廊很窄,两侧的墙壁刷了半截绿漆,上半截是米白色的,日光灯管有一根在闪,发出滋滋的电流声。值班室的门虚掩着,她推开门,一股消毒水和隔夜茶水混合的味道涌出来。
房间不大,一张单人床,一张办公桌,一把椅子,一个铁皮文件柜。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枕头上有一个人头形状的凹痕。桌上放着一个搪瓷杯,杯底的茶渍已经干了,黑褐色的一圈。文件柜的门锁着,但锁孔周围有新鲜的划痕,像是被人撬过又合上了。
苏宝赞走到桌前。桌面上很干净,除了一本台历和一支圆珠笔,什么都没有。但她注意到台历停在昨天的日期,4月17日,17号那一格被人用圆珠笔画了一个圈。圈旁边写了两个字,字很小,潦草——“有人。”
“有人。”苏宝赞念出声。谁来了?周慕仁在4月17号这天见了谁?
林启正站在门口,没有进来。他看着那个文件柜,忽然说:“柜子被撬过。但没撬开。”
苏宝赞蹲下来看那个锁孔。锁孔周围有几道很新的划痕,金属屑还挂在孔沿上。她试着拉了一下柜门,锁得很死。她转头看林启正:“你认识周慕仁吗?”
林启正犹豫了一下。“认识。1998年秀兰姐在香港看完病之后,回澳门拿病历,就是找的周慕仁。周慕仁给她开了转诊单,让她去香港做手术。但秀兰姐回深圳之后,就再没有消息了。”
“那张转诊单呢?”
“在周慕仁这里。秀兰姐走的时候没带。她说苏国强会来拿。”
苏宝赞站起来。她看着那个铁皮文件柜,忽然想起一件事。陈宝赞在仓库里被带走之前,说苏国强昨晚去了镜湖医院找周慕仁。周慕仁今天早上死了。苏国强呢?苏国强昨晚从仓库跑出来之后去了哪里?
她掏出手机拨苏国强的号码。关机。她又拨了一遍,还是关机。她翻到程影的号码,犹豫了一下,拨了过去。响了三声,程影接了。
“你在哪?”苏宝赞问。
“码头。”程影的声音很轻,背景里有海浪声,“陈宝赞的人把我送过来的。他们说你父亲昨晚确实来过码头,但没上船。他在码头站了半个小时,又走了。”
“走了?去哪?”
“不知道。但他说了一句话,码头看船的老头听见了。他说‘我去找周医生,把病历要回来’。”
苏宝赞挂了电话。她看着那个文件柜,忽然伸手抓住柜门,用力往外一拽。锁是铁的,但柜门的合页已经锈了,她拽了两下,合页发出吱嘎一声,断了一个。柜门歪下来,里面的东西哗啦散了一地。
全是病历。牛皮纸袋装的,一袋一袋码得整整齐齐。苏宝赞蹲下来翻。1990年的,1991年的,1992年的。她翻到1998年那一摞,抽出来,一本一本翻。林秀兰的名字出现在第三本上。她翻开,里面只有一张纸,是转诊单的存根。存根上写着“患者林秀兰,转诊香港玛丽医院,肝部占位,建议尽快手术。主治医师:周慕仁。1998年4月3日。”
存根背面有一行铅笔字,很淡,几乎看不清——“患者丈夫苏国强取走原件。患者未手术。1998年6月,患者死亡。”
苏宝赞把那张存根翻过来,正面朝上。她盯着“建议尽快手术”那几个字,盯了很久。母亲的命,就写在这几个字里。如果苏国强没有取走原件,如果母亲去了香港做手术,也许她现在还活着。也许苏宝赞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童年。也许母亲临终前不会睁着眼睛看着门口。
她站起来,把存根折好放进口袋。然后她看见文件柜最底层还有一个纸袋,压在一摞1999年的病历下面。纸袋上写着“周慕仁私人”。她抽出来,打开。里面是一张照片和一封信。
照片是彩色的,很旧了,但保存得很好。照片上是两个人,站在镜湖医院门口,一个穿白大褂,年轻时的周慕仁,另一个穿碎花衬衫,扎着两条辫子,笑得很开心——是林秀兰。母亲。照片背面写着“1992年,秀兰回澳门复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