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的日子像钝刀子割肉。
林铮在公安部招待所住了七天。每天早起,沿着胡同跑五公里,回来吃食堂的馒头咸菜,然后坐在房间里看案卷——孙大伟的审讯笔录、赵立春的补充交代、老运河项目的财务流水。他看得极慢,逐字逐句,像在沙里淘金。
陈锋比他更忙,每天往部里跑,开协调会,签保密协议,汇报进展。回来后,脸色一天比一天沉,话却越来越少。
第八天早上,林铮刚跑完步回来,陈锋推门而入,手里捏着一份红头文件,手指在发抖。
下来了。陈锋的声音很干,像砂纸磨过木头。
林铮擦头发的手停住了。他看着那份文件,看着封面上鲜红的印章,没敢伸手。
同时,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犯罪嫌疑人孙大伟执行逮捕。林铮,穿上警服,跟我走。
去哪?
西山。陈锋看着他,目光里有一种压抑了多年的光,去看着老船长下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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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山别墅区,上午十点。
今天和往常不一样。门口的武警没有拦车,而是提前升起了栏杆。但林铮注意到,那些武警的眼神变了——从警惕变成了一种复杂的沉默,像在看一场迟到的风暴。
车停在周秉义那栋灰色小楼前五十米处。林铮和陈锋没有下车,就坐在车里,隔着挡风玻璃看着。
小楼门口,已经站着四个人。
两个穿深色西装的中年男人,胸口别着党徽,表情肃穆,像两座黑色的碑。他们身后,是两个穿制服的法警,手按在腰间的械具上,站姿笔直。
门开了。
孙大伟先走出来,但他不是走出来的,是被架出来的。他戴着手铐,脚镣拖地,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左眉角的疤在阳光下泛着白,像一条死掉的蜈蚣。他低着头,没看任何人,被直接押上了后面的囚车。
然后,周秉义出来了。
他今天没穿中山装,穿了一身灰色的便服,手里没拄拐杖。他的头发梳得依然一丝不苟,但背比上次更驼了,像一张被揉皱又勉强展平的纸。他站在门口,抬头看了看天,又看了看院子里那棵他亲手栽的银杏树,叶子黄了,风一吹,簌簌往下掉。
其中一个穿西装的男人上前一步,声音不高,但穿透力极强:周秉义同志,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对你立案审查调查。这是通知书,请签字。
周秉义接过文件,手很稳。他扫了一眼内容,嘴角忽然扯了一下,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叹气。他从兜里掏出一支钢笔——金色的笔帽,在太阳下闪了一下——然后在签名栏上,一笔一划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我能带件衣服吗?他问,声音很平静,像是要出一趟远门。
可以。已经有人帮你收拾了。
周秉义点点头,转身,在法警的陪同下,走向停在门口的黑色商务车。他经过林铮的车前时,脚步忽然停了一下。
他没有转头,没有看车窗,只是停了一瞬,像感应到了什么。然后,他继续往前走,腰板还是挺直的,但步伐慢了许多,像一棵被连根拔起的老松,还在硬撑着最后的体面。
车门关上,引擎发动,囚车和商务车一前一后,驶出了别墅区。
林铮坐在副驾驶上,看着后视镜里那栋灰色小楼越来越远,银杏树的叶子还在掉,像下一场金色的雨。他忽然想起父亲,想起那枚贴身守着的警号,想起老运河大桥上那盏坏了的路灯。
陈队,他开口,声音沙哑,他刚才……是不是看见我们了?
没有。陈锋发动车子,车窗是单向的。但他知道我们会来。老船长当了四十年官,这点嗅觉还有。
他签字的时候,手没抖。
这种人,手不会抖。陈锋吐出一口气,像吐出了积压多年的浊气,但心里已经沉了。他签的不是名,是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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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大伟的审讯,在当天下午突破。
部里的审讯室比省里的更高级,四面软包,恒温恒湿,连空气都是经过过滤的。孙大伟坐在铁椅子上,手铐锁在桌沿,脚镣固定在地环上,整个人像一只被钉在标本框里的昆虫。
林铮站在单向玻璃后面,看着审讯室里的一切。
主审的是部里的一位老侦查员,头发花白,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钉子敲进木头:孙大伟,2019年11月3日凌晨,老运河大桥,你开枪杀害了林建国同志。视频我们已经掌握了,赵立春也交代了,周秉义也立案了。你现在扛,没有意义。说吧,谁下的令,怎么下的令,枪从哪来,事后怎么处理的。
孙大伟低着头,沉默了十分钟。
然后,他忽然抬起头,看着单向玻璃的方向——他看不见林铮,但林铮觉得,他的目光穿透了玻璃,直直地钉在自己脸上。
我说。孙大伟的声音像破风箱,但我要见一个人。
林建国的儿子。
单向玻璃后面,林铮的手指攥紧了。陈锋看他一眼,点了点头。
林铮走进审讯室,拉过椅子,坐在孙大伟对面。两人距离不到一米,近到能闻到对方身上的味道——孙大伟身上有股陈旧的皮革味,混着汗臭,像一匹累死的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