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平十七年五月,肃州公堂。
风从堂门口进来,带着沙。沙落在中间那张空案上,薄薄一层,像谁拿细筛子筛过。堂角有一只粗瓷碗,碗里半碗水,水面上浮着一点沙,一直转,转不出去。
沈砚跪在堂下。差役刚把他脖子上的木枷卸了,木头粗,磨破了一层皮,风一吹,那道破口一阵一阵地疼。他跪了半个时辰,两条腿从脚踝往上都是麻的。
堂上坐着两个人。左边是知州邹怿,面前摊着一本册子,翻在第一页,一直没往下翻。右边是巡边御史崔玄,五十上下,一身旧青袍,袖口没有绣。他手边压着一卷纸,压在铁砚台下面。
堂门口站着一个差役,手里托着一捧杏子,是刚才出去买的。五月里杏子下来了,十个钱一捧。他不吃,先挑了一个软的搁在门枕上,像是给谁留的。剩下的他一个一个吃,核吐在门槛外面。
“沈砚。”崔玄说。
“在。”
“你是流人,罪已定。”崔玄说,“你递上来的这份东西,是囚犯告官。昭平三年,朝廷立过一条边禁——以囚讦官、动摇边计者,加等论罪。你知不知道。”
“知道。”
“知道还敢递。”
沈砚没接话。他把手放在膝盖上,右手食指在膝头轻轻划,划一个横,再划一个竖。
崔玄把铁砚台挪开一角,抽出最上面那张纸,看了一眼,又压回去。
“白石县三年的物料账,四百一十二贯。常平仓报损,一千二百贯。榷场牌勘,六十六贯。”他说,“三本册子上的数目,差着七百多贯。你把这三个数并列在一张纸上,想说什么。”
“想说这三本册子对不上。”
“对不上是常事。”崔玄说,“州县的账,有几本对得上。”
“对不上是常事。”沈砚说,“可官家立过一条,专管这个。”
邹怿在上面咳了一声。
“御史,”他说,“这三本册子,下官也都看过。数目对不上,是常平仓的旧例。仓里的粮,潮了要报损,干了要报耗,一石粮三年下来,册上能少三成。这是通例。”
“通例。”沈砚说。
“通例。”
“昭平十五年,白石县报损三百四十石。”沈砚说,“那年县里没有下雨。仓里的地皮是干的,脚踩上去起土。”
邹怿的脸动了一下,没接。
“一石粮三年少三成,那是在潮的地方。”沈砚说,“在白石县,三年该少一成半。多出来的那一半,得有人拿走。”
崔玄抬起眼:“哪一条。”
“去年九月,崇京发下来的邸报,抄到州里,贴在驿门口。”沈砚说,“贴了十一天,被雨打烂了半边。上面是御史崔公上的边禁条陈,一共三条。”
“你背。”
“第三条:边饷出入,须三册对勘。一册在县,一册在州,一册在榷场。三册不合者,以勘官论。”
堂上没有人说话。风又进来一阵,把那本翻在第一页的册子掀起来两页。邹怿伸手按住,按了一会儿,才把手收回去。
“最后八个字,”沈砚说,“不合者,以勘官论。该论的是勘官。我是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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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玄看着他。他的眼白里全是血丝,眼角发红,那是熬了夜的缘故——桌上那卷纸的边上,有一层他翻出来的毛。
“你背我上的条陈。”崔玄说。
“是。”
“背它做什么。”
“条子是官家立的。”沈砚说,“立在墙上。我路过,看了,记住了。”
“记住了,拿来堵我。”
“不敢堵御史。”沈砚说,“只想请御史照这一条办。”
崔玄把纸卷在手里转了一下。
“你抄过七年账。”他说,“抄的东西,你能背出多少条。”
“抄的东西记不住。”沈砚说,“记的东西,才抄得对。”
邹怿这时候开口了。他把册子合上,用手指在册面上敲了一下。
“御史,”他说,“这件案子是从白石县押上来的,已经定了。以囚讦官,加等论罪,这是明文的条。下官的意思,还是照加等论。”
“照加等论,”崔玄说,“那三本册子就不必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