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半夜，驿站最里头那间土屋，灯点上了。

陆沉、魏猛、彭冲、罗凯，四个人围着一张桌子，电报纸压在中间。

“再过一遍。”陆沉说，“他们要人，不要货。”

“货是幌子。”罗凯说，“偷听的原话。”

“那周老板呢。”彭冲问。

“更安全。”陆沉说，“他们连货都不动，不会动货主。动了货主，商会报官，这片就乱了.他们要的是悄悄把人拿走，神不知鬼不觉。周老板从头到尾，就是个幌子里的幌子。”

“这么说，这单护送，反倒是我们自己的局。”魏猛说。

“对。”陆沉说，“他们等的是我们。我们照常走，让他们等。”

“照常走？”彭冲的眉毛拧起来，“四十多人，重机枪，火箭筒。我们六个，八辆车。教官，这账怎么算都是亏的。”

“账不是这么算的。”陆沉说，“他们要活的。”

屋里静了一下。

“这三个字，是他们的死穴。”陆沉说，“要活的，就不能用重枪扫车队，一梭子下去，死一片，他们要的人就没了。要活的，就得近身，就得一辆车一辆车地掀，一个人一个人地认。他们四十个人，捆着手脚跟我们打。”

“我们呢。”魏猛说。

“我们不用捆。”陆沉说，“补枪原则，照旧。他们要活的，我们要的。”他顿了顿，“活口。至少一个。我要知道，是谁。”

“还有一条。”罗凯说，“他们点了名的，那个八百米的枪手。”

“嗯。”陆沉说，“点名要我，说明他们查过矿区那一仗。查过，又查不出我们的底。所以才要活的，要问话。”他把电报纸折起来，“那我就让他们。”

“你当饵？”魏猛的脸沉下来。

“饵得像饵。”陆沉说，“明天进滩，我坐第五车，位置不变。他们要的是我，就会冲我来。他们冲我来，你们的空档就出来了。”

“教官...”

“规矩。”陆沉打断他，“战场上，谁的位置最能引敌人动，谁就在那个位置上。这不是送，这是打。”

魏猛盯着他看了几秒，把话咽回去了。

“变阵。”陆沉说，“明面上，我们六个照旧押车，一个不多，一个不少。暗地里，徐文亮和霍长山不归队，留在滩里。他们趴了两天，位置比谁都熟。滩北面那道土梁，滩西废渡口，让他们各占一处。打起来，他们是我们插在对方背后的两根钉子。”

“沙鹰呢。”彭冲问。

“沙鹰的人，在滩外三个高点。”陆沉说，“老规矩，顶不住才上。但有一条我先说死。这一仗，我们尽量自己打。灰鹫的人一露面，犬队是支佣兵这块牌子就砸了。往后这片地界，我们没法混。”

“那要是顶不住呢。”罗凯问。

“顶不住，命要紧。”陆沉说，“牌子和命，先保命。”

天亮前，方案过了一遍又一遍。车队几点进滩、走什么队形、头车尾车怎么呼应、遇袭时哪几辆车冲、哪几辆车停、伤员和周老板往哪撤、徐文亮的钉子什么时候拔，一条一条，钉死。

第二天，车队照常出发。

最后一段平静路。官道沿着干河谷往北，两边的山越来越低，越来越秃。中午在路边吃了干粮，下午三点，远远地，地平线上铺开一片灰白。

黑水滩到了南缘。

车队没进滩，在滩外五里的一片乱石滩扎了营。这是方案里定好的——今天不进，明天一早，天亮就进，白天过滩。夜里过滩是找死，白天过滩，滩里一览无余，对方的伏击反倒不好藏。

周老板下了车，活动着腰，走到陆沉旁边，看着远处那片灰白。

“陆队长。”他说，“明天就过这个滩了？”

“明天一早。”

“听说这滩里不太平。”周老板搓着手，笑呵呵的，“不过有你们在，我踏实。莫先生说了，你们打蝎子，打铁锤，都是一夜的功夫。我这点货，算个啥。”

“周老板放心。”陆沉说，“明天您坐第四车，别动，别的交给我们。”

“好，好。”周老板点点头，背着手溜达回去了，还哼着小曲。

陆沉看着他的背影。

这个人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滩里有四十多个人等他，不知道那些人等的是押车的，不知道自己从头到尾只是个幌子。他只知道货能按时到，钱能按时收。

“明天过滩。”陆沉低声说，“让他继续不知道。”

北边，更深处。

一座庄园，藏在两道山梁之间，围墙外三里就没有人家。庄园里很静，静得能听见风穿过白杨树的叶子。

主楼的二层，一盏灯亮着。

老人坐在轮椅上，披着毯子，看着窗外的黑。他的手搭在扶手上，那只手在抖。很轻，但一直在抖，像里面装了个不停的小马达。

桌上放着一杯药。药凉了。他伸手去端，杯子到嘴边，洒了一半。

他把杯子放回去，没再端第二次。

门开了。医生进来，白头发，背着手，看了看他，又看了看那杯药，把杯子端走，换了一杯热的。

“先生。”医生说，“夜里疼得厉害，就叫人。别扛着。”

“扛了三十年了。”老人说，声音很平，“你今天来，不是为说这个的。”

医生沉默了一下。

“化验出来了。”他说，“还是那个方向。先生，我的手段，到头了。再往下，我给不了您什么了。”

“知道了。”老人说，“你可以走了。”

医生走了。屋里又剩他一个人，和窗外那片黑。

他转着轮椅，面向屋里那面镜子。

镜子里的人，七十多岁，瘦得脱了形，眼窝陷下去两个坑，皮肤是灰的，像蒙了层土。三年前还不是这样。三年前他还能站在谈判桌上，一口气骂垮一个对手。现在他连一杯药都端不稳。

钱能买到的东西，他都买到了。庄园，医生，药品，一支听他话的武装部队，一个藏在矿洞里的实验室。

钱买不到的东西，正在一天一天地要他的命。

门又开了。这次进来的是杜宾。

中年，瘦，眼窝发青，进门先低头，站到桌前三步的位置，不再往前。

“先生。”

“说。”

“新批次出来了。”杜宾说，“十二个样本。力量指标，比上一批提高了三成。速度，提高了两成。痛觉抑制，完全成功。这批样本，挨打不躲，中弹不叫。”

老人听着，没动。

“寿命呢。”

杜宾的喉结动了一下。

“还是……一个月。”他说，“最长的一批，三十七天。”

屋里静了很久。

“先生。”杜宾的声音压得更低，“力量、速度、痛觉，这三样，我用现有的资料，都凑出来了。只有这一项，卡死了。资料不够。那把钥匙……不在我们手里。”

“我知道钥匙在谁手里。”老人说。

杜宾不敢接话。

“但是，”老人慢慢地说，“你上回说的那个说法，我想了。”

杜宾抬起头。

“你说，凑出来的东西，不稳。”老人说，“缺一个真底子。缺一个真的、活的、顶级的样本，做对照。神经反应的速度，极端环境下的判断，体能的极限，抗压的阈值。你说，有了这些数据，你就能知道，这个底子，到底是怎么运转的。知道了底子，才知道往哪儿。”

“是。”杜宾说，“理论上是这个方向。但那样的样本，太难找了。特种部队的人，各国都有，可弄不到手。弄到手也出不了国境线。普通人里，没有那个等级的。”

“有了。”老人说。

杜宾愣住。

“后天。”老人说，“有一支车队过黑水滩。车上有个枪手。八百米，两秒，两枪，两个运动的机枪手。”

杜宾的眼睛慢慢睁大了。

“这个人，”老人说，“断了我一个矿区。我让人查了三个月，查不出他是哪条线上的人。打法像军队，档案里什么都没有。这种人，你说的那个真底子。就是他。”

“先生。”杜宾的声音有点抖，不知道是激动还是害怕，“这样的人，要活的。完整的，活的。”

“我知道。”

门第三次开了。

进来的人块头很大，五十来岁，一头灰白的短发，硬得像刷子。他进门不像杜宾那样低头，只是微微欠了欠身，站定。

北狼的头儿。圈里叫他白头。

“先生。”白头的声音像砂纸磨过铁，“滩里布好了。四十个人，重家伙都带了。后天车队过滩，人，给您送到。”

“三条。”老人抬手，竖起三根抖着的手指，“货，不动。货主，不动。人，要活的。”

“尤其那个枪手。”老人说，“一根头发都不能少。”

白头看了老人一眼。

“先生。”他说，“我的人，办事您放心。不过丑话说前头。这伙人，是端了矿区的那个。我的人手，折起来，我不心疼。就怕这单完了，后头的麻烦，”

“后头的麻烦，我买。”老人说，“你只管办事。”

白头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转身走了。他走到门口的时候，脚步顿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桌上那杯凉了又换、换了又凉的药。

他什么都没说，走了。

屋里又静下来。

老人转着轮椅，回到窗前。窗外的黑，深得没有底。

他伸手，从毯子底下摸出一个东西，一个小小的玻璃瓶，里头是半瓶灰色的药片。他攥着那个瓶子，攥了很久。

这瓶药，是杜宾上一批的“成品”。杜宾说，给他这种身体用的，剂量是样本的十分之一，能延缓，不能逆转。他吃了一个月，疼轻了些，手抖得还是那样。

延缓。不是逆转。

钥匙在另一个人手里。那个人在华夏，在一个他伸不进去手的地方。三年了，明里暗里，砸进去的钱能买下半座城，人没弄到手，倒是把那个人身边那个男人，引到了这片土地上。

现在，那个男人，后天，会从他的滩上过。

老人把玻璃瓶收回毯子底下，闭上眼。

“活的。”他说，像是对着黑暗说，“我要活的。”

黑水滩南缘，五里外的乱石滩。

车队围成一圈，篝火压得很低。六个人轮流守夜，两小时一班。周老板睡在中间的车里，鼾声隔着车篷传出来，很沉，很匀。

陆沉坐在火边，擦枪。

枪机推上，退下，推上，退下。金属的声音很轻，在夜里一下一下地响。

明天，天一亮，进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