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义卖烧饼，替老祖宗讨笔账》
第二卷
第八章 桌上的证据
第二天的早上，天还没有完全地亮透，老赵就醒了。
他睁开眼睛的时候，窗外还是灰蒙蒙的，华京的冬天天亮得比巩义还晚。他没有赖床，掀开被子坐起来，脚伸进母亲做的那双新棉鞋里，鞋底踩在地板上，没有声响，只有鞋底压过地面时一种踏实沉稳的沙沙感。他坐在床边，安静地坐了一会儿，像是在让自己的身体慢慢苏醒，又像是在给自己一点时间，把今天要做的事情在心里再过一遍。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把窗帘拉开一条缝。外面的华京还在沉睡，路灯还亮着，马路上偶尔有一辆车驶过，轮胎碾过路面发出低沉的声音，又很快消失在黎明前的寂静里。远处有一栋楼的屋顶上亮着一盏红灯，在灰蓝色的天幕中一闪一闪的，像一颗孤独的心跳。他看了一会儿，然后放下窗帘，转身走进卫生间。
冷水浇在脸上，冰凉刺骨，一下子就把他最后一点睡意冲走了。他用手捧了一把水，搓了搓脸，然后抬起头来，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头发有些乱，眼角有些浮肿，但眼神还算亮堂。他用毛巾把脸擦干，用手指把头发拢了拢，然后走出卫生间。
他走到桌前，打开帆布包，从里面翻出那件白衬衫。衬衫是出发前特意洗过的，叠得整整齐齐，领口和袖口都干干净净。他把衬衫抖开，穿上，扣子从下往上一颗一颗扣好，扣到领口的时候，他用手抚了抚领子，让它服帖地贴在脖子上。然后他套上马大爷给的那件军大衣——大衣沉甸甸的，带着樟木箱的味道，像一件铠甲披在身上。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白衬衫的领口有些皱了，头发也不算整齐，但整个人看起来干净利落，像一个要去办正经事的人。
他对着窗玻璃最后看了一眼，然后转过身，开始收拾桌上的东西。
煤油灯用旧棉布包好，小心翼翼地放进帆布包的最底层。然后是那七份证据——他按照时间顺序，一份一份地排好，从上到下依次是：1900年应军的家信、1928年锐士购买合同、1932年圣索伦的拍卖目录、1932年转卖收据、1978年内部备忘录、1982年补充纪要、还有那封手写中文信。每份都用牛皮纸信封独立包装，信封上用铅笔写着编号和年份，字迹端正清晰。
他拿起第一份，在手里掂了掂，放进了帆布包的夹层里。第二份，放进去。第三份，放进去。每放一份，他都用手压一下，确保平整。放到第五份的时候，他停了一下——那是1978年的内部备忘录，纸张比其他几份都要薄，边缘已经有些发脆了，拿在手里能感觉到岁月的脆感。他用手指沿着折痕刮了一下，然后小心地放了进去。七份，全部放好。他拉上帆布包的拉链，把包提起来放在桌上，然后坐回床边，安静地等了一会儿。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手背上的裂口已经合上了，不再流血，指甲缝里的面粉和炭灰已经洗干净了，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这双手揉了几十年的面，翻了几十年的饼，今天要去翻开那些泛黄的纸页，去替那些已经不在的人说话。他不知道它们能不能胜任，但他知道它们已经准备好了。
他坐了一会儿，又站起来，把包拉链拉开检查了一遍，确认拉链已经完全闭合了，然后重新拉好，把包背到肩上。他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个房间——床铺已经整理好了，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桌上什么也没有留下。他伸手关了灯，推开门，走了出去。
走廊里很安静，感应灯在他头顶亮起来，又在他身后熄灭。他走到楼梯口，下楼，推开一楼的大门，冷空气迎面扑来，带着北方初冬那种干爽的冷意，灌进领口，让他不由自主地缩了一下脖子。
陆一鸣已经等在楼下了。
他站在那辆黑色轿车旁边，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大衣，头发梳得整齐，手里没有拿任何东西，就那么站着，像是在那里站了很久。看到老赵出来，他没有打招呼，只是伸手拉开了后排的车门，说了一句：“上车吧。”
老赵没有客气，弯腰上了车，把帆布包放在膝盖上，双手抱住。陆一鸣替他关上车门，然后绕到副驾驶座，坐进去，系好安全带。车子平稳地驶出招待所的院子，汇入了华京的早高峰车流中。
路上两个人都没怎么说话。
车窗外的街景一幕幕掠过——从老旧的居民楼到新建的写字楼，从行道树光秃秃的枝桠到路灯杆上挂着的红灯笼。华京早上的街道已经有了活力，公交车在专用道上缓缓行驶，骑着电动车的人穿梭在车流之间，早餐摊前围着几个等着买煎饼果子的人，热气从摊子上腾起来，在冷空气中凝成一团白雾。老赵看着那些早餐摊，想起了自己的摊子——不知道今天有没有人在槐树底下等他，不知道他们发现他没出摊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念叨一句“赵哥今天去华京了”。他靠在座椅上，把帆布包放在膝盖上，手搭在包面上，感受着里面那些文件微微坚硬的轮廓。
车子经过一座立交桥，桥下的河水结了冰，灰白色的冰面上反射着冬日早晨清冷的天光。他看了一会儿那条河，然后收回目光，看向前方。前方路口堵了一小段，车流缓慢地向前蠕动，旁边车道上一个骑电动车的中年男人裹着厚厚的棉袄，车筐里装着一袋热气腾腾的包子，包子的香气从车窗缝隙里钻进来，钻进老赵的鼻子里。他吸了一下鼻子，想起了母亲做的早饭——不知道她今天早上吃了没有，是不是又只喝了一碗粥就对付过去了。
车子重新动起来，穿过路口，驶入一条更宽的街道。路两旁的行道树换成了银杏，叶子已经落光了，光秃秃的枝桠在晨光中伸展着，像一幅用炭笔勾勒的素描。老赵看着那些树，想起了巩义街头的槐树——不知道那棵槐树上的最后几片叶子落了没有，不知道等他回去的时候，枝桠上是不是已经冒出了新芽。
车子在一栋灰白色的楼前面停下来。楼不高，只有几层，但门口有岗亭，有穿着深色制服的人站在台阶旁边，站姿笔直，目光平视前方。大门上方挂着一个徽章，在晨光中泛着金属的光泽。老赵透过车窗看了一眼那个徽章，心跳不自觉地加快了一些，但他没有让自己多想，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推开车门，下了车。
陆一鸣从副驾驶座下来，走到他身边，朝门口的方向抬了抬下巴：“就是这儿。”
老赵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他跟着陆一鸣，穿过门厅，经过一道安检闸机，然后走上楼梯。楼梯间里很安静，只有两个人的脚步声在空旷的空间里回荡——陆一鸣的脚步轻而快，老赵的脚步沉而稳，两种节奏交织在一起，就像是一首没有谱子的二重奏。走过一段铺着灰色地毯的走廊，走廊两侧的墙壁上挂着几幅字画，老赵没有细看，他的目光一直跟着陆一鸣的背影。
走廊尽头有一扇深棕色的门，门口站着一个工作人员，穿着深色的制服，看到他们过来，微微侧身，推开了那扇门。门轴转动的声音很轻，像一声被压低了喉咙的咳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