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背着双肩包的年轻人，终于再一次地排到了跟前，他买了三个饼，并且还多付给他了十块钱，说道：“赵哥，加油”。

老赵把钱塞了回去，说道：“饼的钱我收，多的不要。”

年轻人愣了一下，又把钱收回去，说了一句：“那我明天去北京，说不定能碰上你。”

老赵抬头看了他一眼，年轻人笑了笑，转身走了。

那个女人带着孩子也排到了，孩子把手里的画举起来给老赵看：“叔叔，这是我画的船。妈妈说你要去找一艘大船，是吗？”

老赵蹲下来，看了看那张画，画上是一艘有三根桅杆的大船，船头画了一个龙头。他伸手摸了摸孩子的头：“对。叔叔去找一艘大船。”

孩子说：“找到了能告诉我吗？”

老赵说：“能。”

快到中午的时候，最后一团面也用完了。

老赵把案板上的面粉扫干净，把火钳放回炉膛边，站起来，看着那条长长的、已经散了七八成的人龙。他对剩下来的几个还没有买到的人说了一句：“今天的面卖完了。明天不出摊，我去北京把那册书要回来。”

排在最前面的一个年轻人把手机举高了一些，像是想要录下他刚刚说的那句话。

老赵没有躲，也没有刻意的去看镜头。

他弯腰把案板上的碎屑收拾了干净，把油盐的瓶盖子拧紧，把围裙解下来叠好，放在了三轮车的车斗里。而火却是还在燃烧着，红彤彤的，但炉膛口的那块铁皮已经不那么的烫了。他蹲了下来，伸手进炉膛底下的灰里摸了摸——碎瓷还在，温热的，像一颗还没来得及冷下去的心。

他没有立刻的把手缩回来。他就那样的蹲着，手指贴着碎瓷的釉面，感受着那一股从灰烬深处透上来的余温。过了大概十几秒钟，他才轻轻地握了握那片碎瓷，就好像是在跟一个老朋友道别。然后，他就把它放回到了原处，用灰盖好，盖了两层，压了压实。

“等我回来。”

他低声地说了一句。

然后他站起来，推着三轮车，朝家的方向走去。

槐树的影子落在他身上，随着午后的阳光慢慢移动。

他推着车穿过菜市场的门口，卖菜的大姐正在收摊，看见他喊了一声：“赵哥，听说你要去北京了？”

老赵点了点头。

大姐把筐里剩的几根黄瓜塞进了他的车斗里：“带着路上吃。”

老赵想说不用，大姐已经转身去收她的秤了。他又往前走了一段，路过街口的理发店，老板探出半个身子：“赵哥，加油啊！”

老赵冲他摆了摆手，没有停下脚步。身后那些排队的人，有些已经散了，有些还站在原地目送他离开，有人举起手机拍下了那个背影——瘦，有点驼，但步子很稳。

那个背着双肩包的年轻人站在路口，看着老赵的背影消失在巷子尽头。他没有跟上去，只是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往车站方向走了。

那个女人抱着孩子，也看了一会儿，然后对孩子说：“记住了，那个叔叔是去做好事的。”

孩子点了点头，把那张画紧紧攥在手里。

那天下午，老赵在家里收拾行李。

母亲帮他叠了几件衣服放进帆布包里，又塞了一袋自家蒸的馒头，一罐咸菜，一个用旧毛巾裹着的搪瓷缸子。每一样东西都放得规规矩矩，没有多余的话。老赵看着她忙，没有插手。他在旁边坐了一会儿，伸手摸了摸柜子顶上那盏煤油灯。他把它拿下来，擦了擦玻璃罩上的灰，然后把它也放进了帆布包的夹层里。

母亲看见了，但什么也没问。她把包拉链拉好，递给他。

“走吧。”

她说，“早点回来。”

老赵接过包，背在身上试了试重量。不重，但也不轻。他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院子里的枣树，看了一眼屋檐下那根晾衣绳，看了一眼灶台上那口还冒着热气的铁锅。

然后，他转过身去，迈出了院门。

他不知道的是，此刻的北京，陆一鸣正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办公室里等人。他面前的桌子上摊着几份文件，最上面那一份的右上角贴着一张便签，上面只有一行字，是用钢笔写的，字迹很用力：“赵德厚到京后，直接带他来见我。——陈。”

陆一鸣把那行字看了两遍，然后把便签撕下来，折好，放进了上衣口袋里。他拿起手机，给老赵发了一条消息，只有两个字：“几点到？”

【《巩义卖烧饼，替老祖宗讨笔账》（第二十二章完）】

笔者注：

写完了这一章，我在电脑的前面坐了好一会儿。而当马大爷说：“我在这儿替你看着摊子”的时候，我心里软了一下。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退休了，本来是可以在家喝茶听戏的，但是他却是选择了替一个卖烧饼的看摊子。不是因为闲得慌，而是因为他知道老赵去办的事情比他卖烧饼重要的多得多。而老赵蹲下来握碎瓷的那一段，我没有写太多的话语，因为真正的告别就是这样——安安静静地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然后就是转身走人。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你们身边有没有像马大爷这样的人？平时不怎么说话，但你真要做什么事的时候，他会默默站出来，淡淡地对你说上一句：“你去吧，我给你看着”。怎么样？咱们评论区里聊一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