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的春天来得早。

腊月还没过完，石榴树的枝头就冒出了第一批芽苞，褐红色的，小小的，被风一吹就轻轻颤着。

赵卫东每天早上起来倒脏水的时候，路过石榴树底下会站一会儿，看那些芽苞有没有比昨天又鼓了一些。

那天早晨他站在石榴树底下站得比平时久了一些。

天还没有完全亮透，东边的天光从墙头漫过来，把石榴树的枝干照得半明半暗。

他伸手碰了一下最低的那根枝条，指腹落在芽苞上，微微凸着，带着一点清晨的凉意，像是一粒刚从土里钻出来的、正在等待被日光慢慢焐热的种子。

他站在树底下，脑子里过了一些事。

1940年秋天他蹲在土地庙里的那个傍晚，身上穿着一件破棉袄，脚上的鞋底磨穿了洞，手里攥着一根从空间里取出来的玉米棒子。

那时候他不知道自己明天会怎样，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过那个冬天。

后来他搬进了这个院子，在灶台边蹲着烧火，何大清从灶膛里拨了一团火出来推到他脚边，说“烤烤，别冻着了”。

他想起1950年合作社刚开张的时候，刘先生坐在柜台后面记账，易中海拉着一板车货从胡同口进来，何大清端着一碗面蹲在灶房门口，看着院子里来来往往的人。

那时候日子紧，但一步一步走下来了。

他想起三年困难时期，何大清瘦了一大圈，何雨柱的脸也凹下去了，他把空间里的粮食分成小份，夜里悄悄搁在那些靠谱的人家门口。

那时候他不敢多放，怕暴露，只能一点一点地熬。

聋老太太有一天拉着他的手说“卫东，没有你，我这把老骨头早就没了”，他蹲在她面前说“奶奶，你活着，就是我的福气”。

他想起文化大革命刚开始那几年，红卫兵来院子里查过，许大茂在批斗会上指着他说“赵卫东解放前做过投机生意，应该好好查一查”，方姐在市委层面替他周旋，聋老太太生前写的那封信救了他一命。

那时候他被停了职，每天待在院子里，看着何大清蹲在灶房门口择菜，看着何雨柱在灶台前头颠勺，看着林婉清在西厢窗台前头缝衣服，心里说不慌是假的，但他知道，慌也没用。

他想起那些藏在空间里的人，老周、刘先生、那个会计、那个语文老师、那个年轻的技术员。

他们把命交到他手里，他接住了。

他把那些人一个一个藏进空间的木屋里，等风声过去了再一个一个送出来。

刘先生后来握着他的手说“赵先生，你又救了我一命”，他说“刘先生，别说这些，好好活着就行”。

他把这些事一样一样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像翻开一本已经翻过很多遍的旧账本，每一页上的数字他都记得清清楚楚的，不需要重新核对。

他把账本合上了。

“最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

他站在石榴树底下，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声音不大，像是说给这棵树听的。

风从墙头吹过来，把石榴树新发的芽苞吹得轻轻晃了一下。

何大清从灶房门口探出头来，“卫东，进来喝粥。”

赵卫东应了一声，转身走进灶房，在灶台边坐下来。

何大清盛了一碗粥搁在他面前，粥是小米的，里面搁了几粒红枣，热气从碗沿升起来，在晨光里散成一小团薄雾。

他端起碗来喝了一口，粥是热的，甜味全都化在了粥里。

那天上午他去区里上班，走到菜市口的时候在公告栏前面停了一下。

公告栏上贴着一张新通知，说的是关于恢复部分高校招生考试的事，纸面上的字印得端正，边角用图钉按得牢牢的。

他站在公告栏前面把那张通知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然后转身继续往区里走。

日光从东边照过来，落在他的肩膀上，暖融融的。

下午他从区里回来的时候，在合作社门口碰见了刘先生。

刘先生正从铺子里出来，手里攥着一摞新到的货单，鼻梁上架着那副圆框眼镜。

“赵先生。”他在门口站定了。

“区里来电话了，说恢复高考的事定了，让我去区教育局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