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银，你这是电子表？”

郑有义伸手拿起那块表，翻过来掉过去看了三遍。

表盘是液晶的，黑底白字，数字一跳一跳地闪，和机械表完全不是一回事。

他又把表凑到耳朵边听了听，没有走针的滴答声，无声的安静着。

老郑的喉结动了动，声音有些发干：你这是从哪里搞来的？

“你去南方了？”

显然他是知道一点情况的，但是他自己没有去过的。

他凭借关系去厂里拿“残次品”，安安稳稳的赚钱，这样一直下去也不错。

但看到电子表的时候，他就不淡定了。

“要不要，三十批发价，多少钱卖随你定。

老郑的眉毛跳了一下，百货大楼里一块国产电子表要卖七八十块，这还有价无市，货架常常是空的。

王满银报的这个价，可比当时他第一次卖货给他的时候实在多了。

“哎哎，你这真是，让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了。”

郑有义颇为感慨道：“兄弟，你大气，没说的，等会咱们去国营饭店，我请你。”

两人定下一百块的订单，郑有义拖着王满银去吃饭。

这次卖货是苏元没有参与，全套流程都交给了王满银。

多年的历练，让王满银越发的游刃有余，从接到卖、从谈价到收钱，一个人包圆，这么多年，倒也没出大差错。

如此半个月后，苏元和王满银再次坐上了南下的列车。

他们这次没去上次那个肥叔那里，而是另找了一个，差不多的流程走完之后，他们对这次的经历非常满意。

上次的死掉的几个家伙，真就没在港岛这边掀起哪怕一点的波澜，王满银彻底放心了。

这次元朗那边的接头人是一个靠谱的，整个进货过程相安无事，价格也只是比行情价贵一点而已。

他们满载而归，在鹏城歇脚的时候，他们把讨论着把整条渠道捋了一遍。

从鹏城的落脚点到对岸的进货点，从回程的交通路线安排，以及将来沿途的散货方式，每一个环节都做了安排。

哥，还是老样子，这条路就交给你了。苏元坐在深圳那间老房东的偏房里，对着王满银说。

王满银对这样的操作也熟悉了，一般都是趟路来那个人一起，差不多了苏元就撤。

但是这次因为涉及到港岛这个特殊的地方，他心中不免担忧：要不你在和我走几次？

苏元笑着摇头：“我还有自己的事情呢，我不能一直看着你。”

“你啊，要相信你自己，这么多年下来，你已经非常厉害了。”

苏元打鸡血，一脸坚定的道：“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

“额……”面对苏元的肯定，王满银即便心有惴惴，但也无可奈何。

他硬着头皮道：“行吧。”

“对了，你去家里看看有没有家里穷的，只要退伍兵，找两个靠谱的，出门的时候保护你。”

为了避免发生危险，苏元觉得还是雇两个保镖比较好。

“你给人家开工资，别小气。”

王满银搓着手，想着以后保镖开路的样子，很是向往，但又觉得张扬。

“这不好吧……”

苏元斜着他：“那遇到上次那样危险的时候，你就自己上吧。”

王满银一囧，立刻改口：“好好好，我回去就找找。”

我有我的事。苏元把张写着地址和联系方式的纸递给他，

从那个暑假开始，王满银正式成了这条走私线上的常客。

一月一趟，有时候两趟，老郑那边的出货量也逐渐猛涨。

王满银自己已经开辟了黄原的市场，偶尔也会回原西卖货，主要是顺路回家看看。

这钱像水一样流进来，人也越发的忙碌，但他很享受这样的日子。

而苏元把生意交给王满银之后，把全部精力收了回来。

他读大三了，课程越来越重，更重要的是，他在省城中医界的名声，正在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扩散开来。

事情是从一个老干部的偏头痛开始的。

那年秋天，省政协的一位副主席犯了老毛病，头疼得整夜睡不着，省医院开了几副药也不见好转。

他有一次在方建业家做客，方建业知道他的情况后，立刻推荐了中医学院的苏元。

先说他是傅贞亮先生的高足，在中药制剂和古典方剂上都有独到的研究。

又拿自己之前的病情举例子，副主席当然知道老方那次的危险经历。

他当时立刻告辞，出门之后，立刻去大学校长那里做客，顺便提出苏元同学帮忙看病的事情。

校长当然不会拒绝，但是苏元也算是学校的名人，在上头也是挂了号的，他没有命令式的叫人看病。

在校长办公室里，校长和苏元笑着见过之后，说明缘由，苏元爽快的答应下来。

他搭了脉，问了症，提笔开了个方子，用了三味不常用的药材，嘱咐连服七天。

三天后头疼就轻了大半。七天服完，那个纠缠了七八年的老毛病竟然再没犯过。

消息在老干部圈子里传得很快。

接下来几个月，苏元的宿舍门口常常有人等着。

有省直机关的、有军工企业的、有文化系统的，当然也有不少领导的秘书。

苏元则是来者不拒，贫富一样看，贵贱一样诊。

他给看门的老头把脉，和在给厅长把脉时用的时间是相同的，开的药价也相差不多。

那些找他看病的人，起初只把他当成一个医术不错的年轻人。

但苏元和他们交谈的时候，偶尔会聊起一些别的事情。

经济形势、政策走向、农村改革的前景……

苏元则是有根又觉得进行合理的推测，其他人想要反驳，却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

尤其是一些保守派，听到他的关于改革的预测之时，他们即便认为他说的不错，但也不会认同。

可偏偏现实的的发展证明苏元的正确的。

而锐意进取的改革派，听到的论据论点之后，犹如打开了一扇崭新的大门，他们发表了不少高质量的文章。

有几篇还发在了内参之上，让他们可是出尽风头。

中央面对这种情况，也很是欣喜，毕竟一开始时候的保守派还是非常有力量的。

为了壮大改革力量，中央就给这些人加了加担子。

这下不咋坚定的保守派也不保守了……

时间来到了82年。

苏大夫，你是原西人，你们那里包产到队的政策，，你觉得能够持久吗？

一位在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作的病人问他。

苏元一边写方子一边说：而且不是能不能的问题，是必须的问题。农村再不放开手脚，粮食这道坎儿就过不去。

苏元从社员的积极性，以及我国粮食的缺口，以及当时下乡知青，减少城镇压力等方向，来证明，已经到了不得不改，必须要改的时刻了。

事实证明，苏元所说的不错，现在陕北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原西县。

田福军上一年调任黄原市，负责全市的农业政策之后，原西县的粮食产量节节攀高。

政策推行也不是没有难度的，主要是人们的观念一时间难以扭转。

扭转的最快的，还是靠近原西县周边的一些公社。

他们可是见过原西县人民打谷场上小山堆一样的粮食的。

人们不相信空口白话，更愿意相信自己的亲眼所见。

田福军正式履任之后，做事不再急躁，不再以为凭借一厢情愿，和以为是做事正确就能取得成功。

而是选择稳扎稳打，具体调研，分析各方所求，走一步看三步。

他年初调查完之后，就在原西周边的县，率先展开新农业政策。

改革过程中，他派工作组采取人盯人战术，死命督查改革县区，不容的一点敷衍了事。

除非开会，否则他也不坐办公室，而是去各地抽查探访。

在这种有智慧，又有监督的劲头之下，入秋收获的时候，田福军给上级和人民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各村的打谷场上，人声鼎沸，前面粮食成堆！

田福军立刻着手要求各个公社，和人口在一百人以上的村子，派出一名代表前来观摩。

同时，官方媒体报纸也开始大举跟进报道。

多管齐下之下，在82年的时候，田福军的新政策已经在全市铺开。

即便有问题，也只是小问题。

只要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是不会怕问题的，因为问题必定会出现。

怕的是反而是倒退！是改弦易辙！是投降！

时间啊时间，总是不等人，稍一疏忽，就溜走，再也回不来了。

1981年底，润叶完成了省城师范最后一个学期的学习。

她是师范专科，三年制，比苏元早毕业两年。

毕业前夕，教育部门把她分配到了省城一所中学当语文老师。

也是这一年的冬天，王满银成立了运输队，半公开地搞起来了。

三辆解放牌卡车，深绿色的车头，挡风玻璃后面挂着毛主席像章和一张安全行车的红纸。

那个时候政策上还不让私人买汽车搞运输，但王满银已经不是从前的王满银了。

跑了几年港岛之后，他的胆子早练出来了。

何况，最近几年他也没少去搭建原西县的关系。

要不然，他这“投机打把”的买卖，能做这么久呢。

他以挂靠公社运输队的名义买了车，自己出钱、自己经营，明面上算集体的，分润一部分利润之后，大部分是他个人的。

如今运输需求大，他也不算是占公家便宜。

司机是当时南下时候，碰到的退伍兵，手上有功夫，人也可靠，费了好一把劲，才把关系落了户。

王满银给他们开的工资是当时省运输公司的两倍，人歇车不歇息。

三辆卡车日夜不停地跑在西北的国道上，拉建材、拉粮食、拉百货。

那时候搞私人运输是有风险的，路上劫匪路霸不少，尤其是在一些偏僻路段，拦车要过路费的事时有发生。

有一次王满银的车队在秦岭北麓被人拦了，对方七八个人，拿着棍棒铁锹堵在路中间。

但等他们看到车上下来的司机，三个身材魁梧的退伍兵，腰里别着工兵铲。

除了他们，还有几个罐子村壮实的农家汉子，各个拿着铁棍。

他们六个人站成一排，一副拼命不好惹的样子，烂路的也就只能散开了。

再后来，车队从三辆涨到了七辆、十一辆，人员从十几人涨到了四十多人。

生意做到了1987年，此时王满银的固定资产加流动资金，粗略算下来已经超过了五百万。

五百万在西北内陆的省份是一个天文数字。

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到一百块，一栋房子不过两三千块。

苏元的钱远没他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