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册阅览的手续是等信那几天就递上去了,乔森跟进了三轮,终于批下来。
第三方司法数据中心在城西一栋写字楼的十四层,门口有安检,里面是一间间独立的阅览室。每间阅览室只能坐两个人,全程监控,不能拍照,不能复印,只能手抄,手抄内容要经工作人员核对后才能带出。 乔森陪沈予宁进去的。闻晚在楼下车里等着。 进楼以前,闻晚问过沈予宁:“要我陪你进去,还是和乔律师一起?” “我和乔律师进去。”沈予宁抬头看着那层亮起灯的窗户,“这是我的东西,我想先自己看。” 乔森按预约带她上楼,闻晚留在车里等。 阅览室很小,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盏台灯。桌上已经摆好了材料,装在透明文件袋里,按年份排列。工作人员把登记本推过来,让沈予宁签字。 “三十七份,跨八年。按年份分组,同一年里有几份,是不同阶段归档的。”工作人员指着封面目录,“从她七岁那年开始,到十五岁为止,每份阅完都要确认。” 沈予宁签了名,工作人员出去了,关上门。 她坐在椅子上,面前摆着三十七个文件袋。 她从第一个开始。 第一份很薄,两页纸。抬头写着“观察记录”,下面是月份和年份。内容是表格形式,左列是日期,右列是观察内容。 一月十四日,受观察对象正常到校,与三名同学有互动,午餐摄入正常。 一月十九日,受观察对象独自在操场角落停留约十五分钟,未与其他儿童交流。观察人判断为正常独处行为。 一月二十三日,受观察对象体温略高,37.4度,未发烧。生活老师已记录。 沈予宁的手在第一个文件袋上停了一下。 她那时候七岁。刚被从闻家旧宅带走不久。 沈予宁早已见过监控记录的目录,也听过有人长期盯着自己的经过。她原以为,那些人只会记下她有没有按时吃饭、有没有生病,和走廊摄像头留下的画面差不多。 不是的。 可纸上连一次哭泣、一次停顿都被拆成条目。那个写记录的人,根本没有把她当作会痛的孩子。 二月二日,受观察对象在课堂上画出一张房子的图画,房子有窗户和烟囱,画中有一个大人一个小孩。观察人备注:孩子对家庭结构有认知,但画中大人面部模糊,疑与对成年照顾者的不安全感有关,尚待核实。 二月十五日,受观察对象主动帮助另一名儿童系鞋带,持续约三分钟。观察人备注:社交行为正常,具有共情倾向。 每一份记录的右下角都有一个缩写。 S.d。 沈予宁把这个缩写看了很久。 缩写对应的人,乔森事先已经和她核对过。 邵德胜。 她一份一份往下翻。 翻到第三个年份的第一份记录时,她的手停了下来。 三月七日,受观察对象在数学测验中得分82分,较上次下降9分。观察人备注:成绩波动疑与近期更换寄宿房间有关。 四月十二日,受观察对象在宿舍熄灯后低声哭泣约二十分钟,未引起同房间同学注意。观察人备注:孩子已学会压抑情绪表达,后续心理评估需留意其是否隐瞒真实感受。 五月三日,受观察对象给一个不在场的收件人写了一封信,信被截获。信中内容为向“闻家的人”询问近况,并提到想念旧宅花园的蚂蚁。观察人备注:信件已按规定处理,未送达。孩子发现信件消失后哭了约四十分钟,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写信。 沈予宁把这一页看了三遍。 想念旧宅花园的蚂蚁。 七岁以前的记忆已经模糊了,可看到“花园的蚂蚁”几个字,泥土潮湿的气味忽然又回到鼻端,她记起自己蹲在花坛边,把一小块饼干掰碎放在蚁穴旁。 那封信她写过。她写过信,信被拿走了,她哭了四十分钟,然后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写。 她继续翻。 记录的频率是每月三到五条,有时候更多。起床时间、睡眠质量、跟谁说了话、考试成绩、情绪波动、有没有交到朋友、有没有被欺负。每个学期开学和期末的记录更密,连排列方式都与季度报表相同。 观察人始终是S.d。 第六年。 九月一日,受观察对象升入初中,新学期适应情况良好,主动与新同桌交谈。 十月八日,受观察对象首次例假,已自行处理。观察人备注:孩子具备基本生理知识,来源不明,疑从学校健康教育课程获取,未核实。 沈予宁的手指在这行字上停了一下。 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在记录一个十二岁女孩的例假。 她的胃里翻了一下,但没有吐。她把那股恶心压下去,继续往下看。 第七年的记录里,有一条被划掉了。 划掉的痕迹是铅笔,力道不重,但字迹足够模糊,隐约能辨认出原文。 “孩子适应良好,建议减少观察频次。” 下面是另一行字,蓝色圆珠笔,比划掉的那行重。 “频次不变。”落款是一个字母c。 c。 陈志远。 沈予宁盯着那个字母,盯了很久。 建议减少观察频次的人是邵德胜。驳回的人是陈志远。 减少频次的建议被划掉以后,监视仍照旧进行。那一笔浅浅的铅笔字,没能替她挡住任何一双眼睛。 她又翻了一页。 第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受观察对象因天气骤寒,穿着单薄外套上学。观察人代购深蓝色冬衣一件,尺码160,费用报销单注明“监护必需品”。 沈予宁把这一页翻过去,对着台灯看背面的规格栏。旧纸透着前面的墨痕,数字旁边还添了一行很小的字。 按现有尺码加大两档,留明年穿。 她那年十三岁,平时穿150码。那家店的尺码每档差五厘米,先是155,再是160,账目里连这点差别都记着。 她的指腹停在“明年”两个字旁边,停得太久,乔森以为她没看清,俯身问:“要不要把这一栏放大?” “不用。”她把纸拿远了些,“字看得清。” 她记得外套穿在身上很空,袖口折过两道,跑步的时候衣摆会扫着腿。生活老师替她收过腰,她那时还嫌领口太高,拉上拉链就顶住下巴。 原来买衣服的人连下一年都算过了。 可她那一年写出去的信,仍旧一封也没有送到。 她十三岁那年冬天很冷。她记得那件深蓝色的外套,兜里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学校的捐赠”。 不是学校的捐赠。 是邵德胜买的。买大了两号。 她把所有文件袋推到一边,趴在桌上,额头抵着手背。 乔森低头看了眼时间,轻声提醒:“阅览时间到了,他们要收材料了。” 沈予宁抬起头,眼圈是红的,但没有眼泪。她站起来,把三十七个文件袋按顺序摆好,在登记本上签了字。 工作人员进来核对材料,收好签名页,开门让他们出去。 走廊里灯光很白,白得让她睁不开眼。沈予宁站在走廊中间,没有往电梯走。 乔森在她旁边停了一下。 “这件衣服的单据和实物编号能对应。”乔森说,“但这只证明他买过衣服,别的事还得分别核实。” 沈予宁没有看他。 “我看到了。”她说,“那些事,都写在上面。” 乔森没再说话。 沈予宁往前走了几步,在走廊尽头停下来。她扶着栏杆,低头看着电梯厅那面的白墙。 “乔律师。” “在。” “他看了我八年。”她盯着手里的阅览回执,声音没有高低,“从七岁到十五岁。每月三到五条。起床时间,睡觉时间,跟谁说话,考了多少分,哭了多久。” 乔森没有接话。 “他把我写信被截下来的经过也记了进去。他写‘孩子发现信件消失后哭了约四十分钟,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写信’。” 她停了一下。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写信。” 电梯到了,门开了。沈予宁没有进去。 “他看了我八年,我连他的脸都不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