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早晨七点四十，红旗中学。

校门口的两排白杨树上蝉声大作，操场上拉了一条横幅：热烈祝贺我校考生取得优异成绩——去年挂的，红布晒得发白，没人摘。树荫底下支着一张乒乓球台，台上摆着一口大茶桶，桶身上用红漆写着“考生用水“，漆字缺了两笔。

陶爱民到得早。他在校门口的树荫里站了十分钟，看人。

看考生的脸。紧张的、麻木的、故作轻松的；有父亲送来的，一路替儿子背着书包，到了门口把书包递过去，手在裤缝上蹭了两回；有自己骑车三十里来的，衬衫后背湿了一大片，进了考场掏出毛巾先擦桌子；还有个女生，在校门口把一本书塞给陪考的母亲，说了句“妈你拿着，别看“，脸就红了。

这些脸他都认识。不是认识这一个个具体的人——是认识这种神情。三十七年里，他在无数个会场上见过同样的神情，只是把准考证换成了汇报材料。人这一辈子怕的东西会变，怕的样子不变。

八点整，开考。

第一场，语文。

发卷之前，监考老师验准考证，一个一个对照片。教室是初三（2）班的，木课桌，桌面上刻着字，桌腿不平，前排的考生往桌脚底下垫了半块橡皮。粉笔槽里还留着半截粉笔，黑板上写着四个字：沉着冷静。

卷子发下来，先写作文——这是陶爱民的习惯，也是他三十七年后带出来的规矩：先把最难的事办了，心里就定了。

作文是材料题。

材料说：一对孪生小姑娘走进玫瑰园，不多会儿，一个小姑娘跑回来对母亲说：这里是个坏地方，每朵花下面都有刺。另一个小姑娘过一会儿也跑回来，对母亲说：这里是个好地方，每丛刺上面都有花。

要求：就第二个小姑娘的说法，联系实际，自选角度，写一篇不少于六百字的议论文。

考场上响起一片吸气声。

陶爱民盯着这段材料，看了足足三分钟。

这段材料，他这辈子忘不了。前世这一天，他写的是最讨巧的路子——世上既有花也有刺，看问题要一分为二——中规中矩，四平八稳，得了一个四平八稳的分数。后来他才知道，那年全省这篇作文拉开的差距，比一道数学大题还大。

十八岁的人，只能看见刺上有花。

可他已经不是十八岁的人了。他见过一个省最漂亮的新区和这个省最黑的下水道；见过**台上讲廉洁的人家里搜出成箱的现金，也见过一个八十九岁的老人把半个馒头掰给一个乞丐。他这五十五年活明白了一个理：花和刺长在同一棵树上，这不难懂；难的是看见了刺，还肯弯下腰去种花的人。

他提起笔，蘸了墨水，在稿纸上写下题目：

《种花的人》

第一段他是这样写的：

“看见刺而转身走掉的，是游客；看见花而不怕刺、俯身下去侍弄的，是园丁。玫瑰园年年有花，不是因为园里没有刺，而是因为总有人不怕刺。“

往下写，他写得极稳。论点不玄，论据不空：从种树的说到治水的，从一个人的手艺说到一方水土的日子，最后一段收在一句话上——

“一个地方的道理和一座花园是一样的：它不会因为没有人挑刺就不再长刺，却会因为没有人种花而从此无花。挑刺的人尽管挑，种花的人不能停。“

写完最后一个字，他数了一遍，六百八十字，超出要求。他通读了一遍，没有改一个字。

放下笔的时候，他心里忽然一动。

这一段话，十八岁的陶爱民写不出来。这不是靠背诵和聪明能写出来的东西，这是一个在漫天粉尘里跪过的人，才写得出来的东西。

阅卷老师会给这篇作文多少分，他不知道。他只知道，这是他两辈子写的第一句真话。

上午的考试结束，下午两点半，数学。

这一场，才是他真正等了三十七年的。